二

　　1941年8月至9月间，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基辅保卫战和敖德萨保卫战之后，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只得把全线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他看来，只要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可以瓦解苏联军民的斗志，取得对苏战争的完全胜利。10月2日，德国军队出动35个师的兵力向莫斯科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

　　就在斯大林指挥苏联军民进行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得到了一份绝密情报：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进攻苏联远东。完全可以想象，这份情报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触动有多大;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苏联在东西两线腹背受敌,此时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正节节推进，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提出了在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情况之下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施加压力，不断要求毛泽东派遣部队尽一切努力向日寇发动进攻，以配合苏联红军。1942年2月27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指望苏联胜利，却又不积极开展军事行动”。

　　面对批评和压力，毛泽东的态度是坚定的，1942年我军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苏联。

　　1942年5月，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对战场南翼的苏联红军发动重点进攻，不仅突破了苏军在刻赤半岛的防线，而且击退了苏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恰在此时，苏联方面再次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这使得斯大林更加紧张起来。为此他授意苏联国防部起草电文，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分正规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

　　随后，斯大林和苏联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双重身份，立即飞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开赴南满地区，配合苏军的行动。除此之外，苏联派驻延安的联络小组频繁地就八路军军事行动的问题同中共中央进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实地考察八路军活动的情况。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方面立即在军事上采取行动，袭击日军，破坏交通线路，并且同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搞好关系。苏联的这一系列要求，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进攻苏联的时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面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要求甚至是干预，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旦苏日开战，我们自然要配合苏军作战，但这种配合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而不是孤注一掷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极端困难，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巩固内部，休养兵力，恢复元气。这时要求八路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阻止敌人和牵制敌人是不切实际的。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友均不利。

　　对斯大林的这两封电报，毛泽东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根本没有能力出兵援助苏联。自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伪政权，一方面改变对蒋介石的强硬政策，腾出手来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反共顽固势力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派重兵围困我陕甘宁边区，而且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弹药和被服等重要物资。

　　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部队纷纷响应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号令，甘心投靠日寇，沦为汉奸、伪军，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起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在靠近苏联的华北地区，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俊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另一方面派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进行“铁壁合围”，实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苏联的长城内外，日寇制造了东西长700里，南北宽80里的无人区，使我八路军各部队活动十分困难。

　　以上因素，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从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小，人口由1亿减少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少到约4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军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援助苏联，长途奔袭，兵力少，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给和支援，其结果除了惨败，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利，就是对苏联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