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的恩怨

　　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虽已辞世，但生前身后的种种是是非非似乎因为当事人的远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外界的种种猜测之下，大师之子季承终于无法再缄其口，历时年余而成《我和父亲季羡林》。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作者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

　　意气用事的成仁之举

　　1995年2月，父亲写了一篇《1995年元旦抒怀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李铮看过以后，建议父亲不要发表，但父亲不听李铮的劝阻，坚持要公诸报端。这篇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把事实略去，用明确的文字抒发悲愤之情，用激昂的声调表白自己已经成仁，用带着苦涩的语气为自己的成仁而欢呼。

　　这篇文章，一般人是看不懂的，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他心中的悲剧，又“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或者说是那种“ 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慨叹与忧思的悲剧”。这样说来，父亲说的当然就是一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因此，为了这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能成仁，的确应该无怨，当然应该“快哉”了。

　　那么，先来说一说，父亲在文章里指的“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父亲在文章里已经点明，只不过局外人难以猜度罢了。答案就是他所说的“遗弃”。

　　他遗弃了谁呢？文章里并没有点明。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就是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遗弃了那时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遗弃自己的儿子终于使自己成仁，遗弃了当时季家在国内除父亲之外的唯一成员，使季家彻底分崩离析，这当然带有悲剧性，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大的悲剧。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父亲所谓的“遗弃”是怎样一回事。

　　从近处说，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年2月8日(农历12月28日)，那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吵。当时春节临近，母亲住院已经两个多月了。为了过节，我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我非常劳累、疲惫。我们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做晚饭，父亲从对面书房走了过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劈头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他找的是一盆君子兰，是楼上的人家丢下来，被我们拣了栽在盆里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怜惜那些被遗弃的花，就把它搬到对门那个单元他的书房里去了。阿姨说放在对面屋子里了。父亲立即去找，但没找见，回来冲着我问罪:“谁把我的花扔了？！”我这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发威(这是从未有过的)，实在忍耐不住，便对庆芝说，如果他要再问，我可就要说话了。庆芝劝我忍耐。

　　这时，父亲果然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我当时想，老天爷总比父亲老子的权力大吧。父亲顿时语塞，脸涨得通红，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当时一愣，心想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我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 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可是，究竟是什么意见呢？是什么意见能在他心里铸成我们父子之间的所谓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竟至不能克制终于发作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像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自己，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

　　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的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的“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完成了他的成仁之举，先于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天意难违

　　天无绝人之路，人心思和，天意难违，是难破的真理。2008年10月下旬，突然爆出了一件“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事件。举报人张衡在拍卖市场购得多幅上款是季羡林的画作，于是怀疑有人盗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珍贵收藏。他认为季羡林先生处境危险，呼吁人们给以重视，并决定向北大和公安局报案。稍早的时候，还发生了后任秘书被辞退，张衡和蔡德贵被委任为助手的事情。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我完全不知根底，依然身处局外。大概是在10 月底的一天，张衡派人给我办公室送去了一套复印材料，其中有他拍购的字画以及父亲写的几张便条。11月3日下午，我与张衡见面。他向我介绍了近期发生的种种情况并声称父亲处在危险之中，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仔细看过他给我的复印材料，觉得他买的那些画恐怕都属于假造，连赝品都不是。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判断。由于张衡已经得到了李玉洁的一些证词，说明其中确有真品，所以张衡对我全盘否定的意见难以接受。但是，由于我与父亲隔绝已久，不了解情况，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纵使心急如焚，也只能隔河观火，爱莫能助。因此，真画乎，假画乎，流失乎，没流失，一时难以定论。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1 月初的一天夜里，张衡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在医院里的护工小岳要和我通话，并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立刻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后任秘书已经不来医院了，张衡和蔡德贵也没有管事，那时在医院的父亲基本上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急需有人看护和处理各项事务，特别是自己的亲人。她经过了解，知道季先生有儿子，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人家来照看自己的父亲。她征求父亲的意见，问，儿子要来看你，你让他来不？父亲说:“儿子真的要来，我欢迎。让他来！”小岳心急如焚，连连敦促我尽快去医院。这真是出人意料。父亲的召唤使我十分激动，我思前想后，觉得父亲这样决定，实在体现了他的勇气，也是他的大智大慧的表现。

　　我和小岳商定于11月7日上午去医院会见父亲。小岳嘱咐我一定要带一些季先生喜欢的家乡吃食，因为他实在厌倦了医院的饭菜。11月6日晚，我和妻子小马赶制了两样济南家乡饭菜懒龙和十香菜，随后我彻夜未眠，脑海里总是翻腾着明日上午会见父亲可能发生的一切。我设想了对父亲要说的话，以及父亲可能的各种反应。但我终归不能肯定那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难呀，十几年隔绝，人在咫尺，心各一方，意气指使，互不相让，为人利用，后果难耐，一旦相逢，如何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准备好的家乡济南小吃，怀着如进考场一样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301医院。小岳替我办好了并不合规定的进院证，唐师曾、蔡德贵、李小军诸位也设法和我一起进了医院。当我走进父亲住的2号楼403病房的时候，只见父亲端坐在一张小桌后的沙发上，神情静穆，略显紧张。我立即走上前去，在小桌前向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我走近小桌旁的椅子，未敢就座，说道:“爸爸，我给您请罪来了。”接着我听到了十三年来父亲的第一句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

　　我说:“我现在还是给李政道先生做助手。他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父亲说:“工作狂好，当懒人，没有出息。”

　　我又说:“以前也想来看你，就是进不来，以后就好了。”

　　父亲说:“父子团聚是人之常情，不希望我们团聚的人是不正常的。”

　　我说:“十三年来，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医院，也专门来过医院多次，就是进不来！”

　　父亲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我了解一点，但不懂。”

　　我说:“十三年了，我很想念父亲。”

　　父亲说:“我没有年的概念，但我知道时间是很长了，太长了！”

　　这时，我激动得不禁泪流满面，但旁边有人提醒我不要失态，于是我把带去的食品请父亲过目。这两样食品是父亲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欢喜的。他看后说，很久没吃过这种东西了。据小岳说，午饭时父亲吃得特别高兴。

　　接着，父亲谈起了偷画的事情。他说，他几年前就觉察有人偷画。他们当着你的面叫爷爷，背后就偷你的画。不用成立什么调查组，很清楚嘛。他又说，有人甚至要毒死他，因为他死了就没事了。又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我们谈了很多。他询问了在北京的各位亲属的状况，特别关心我五舅和五舅母的情况。在得知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他说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一位已经93岁，另一位也已是90高龄了。我告诉父亲，他们非常想念他，很想来看望他，可是不但没有来成，连在父亲面前提到他们都不允许，甚至蛮横地说哪里有这门亲戚。随后，我们又谈到济南的诸位亲友，谈到在国外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子三家的情况。我告诉父亲，所有近远亲属，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很多人都要来看望他。父亲听后非常高兴。到此时，父亲在别人挑拨忽悠之下，在自己脑子里形成的“亲属无情论”，以及对我的那些中伤诬陷，全化为乌有，所谓冰释前嫌，不过如此。

　　我向父亲报告，已经和前妻离婚，和马晓琴结婚并于去年7月生下一个男孩。我说，小马是个很好的孩子，她知道关心体贴人，知道孝顺父母，知道节俭。她文化水平虽低，但是人品好。她非常怀念和父亲相处的那几年，很想能够再来伺候父亲。父亲随即询问了小孩有名字了没有。我告诉父亲，小家伙取名“宏德”，用的家谱上的名字。父亲对这个名字很赞同，说这个名字很好。又问我是不是还上班，现在住在哪里。我都如实相告。父亲显得特别满意和舒心。

　　我们谈话的时间很长。父亲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想说的话也太多了。在随后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我谈了很多，很多。

　　十三年隔绝，父子重逢，人伦回归，可以见证一个真理:天意难违，人性必胜。

　　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