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丁玲的同学之谊

　　施蛰存是现代文史创作研究的一代大家。同时，施蛰存还是一至性至情之人，对相交的朋友，他总是牵记于心，历久不忘。这朋友中，丁玲可算是一个著例。

　　一

　　其实，从交往的程度看，施蛰存与丁玲的关系并不算深。

　　1923年，上海大学开始兼收女生，但女生入学数量很少，施蛰存与丁玲同在的文学系，女生仅五、六名。这时他们的关系，仅仅限于同堂听课罢了。

　　1988年，《新文学史料》二期刊出一篇《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其中谈到当时在上海大学的情况：“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

　　说到当时丁玲的“傲气”，施蛰存到晚年还有记忆。由于女生少，上课时，男生总是先进教室，而将前面两三排给女生留出。女生总是最后鱼贯而入，“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

　　施蛰存与戴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和其他女生背后，但同学半年多，大都只能看见背影。想看个正面，还得在老师发讲义时。一叠讲义放在第一排女生桌上，让其后传，这样才能照面，那真是“惊鸿一瞥”。其他，包括课外，囿于当时社会风习，男女生之间就没有什么交往了。

　　就连这样有限的同学关系，时间也很短，不过半年多一点。之后，丁玲去往北京求学，施蛰存则在上海开始了小说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

　　在这段期间，丁玲也在北京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梦珂》及其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了极大的名声。她的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上海的杂志，这使她与爱人胡也频对去上海发展充满期待。1928年春，他们一同来到了上海。这样，施蛰存与丁玲又有了交往。

　　当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女士结婚。戴望舒、杜衡、刘呐鸥这些老朋友不用说，沈从文、叶圣陶、冯雪峰也参加了他的婚礼。作为同学的丁玲，也与胡也频一起出席庆贺。

　　在这段时间，施蛰存编辑过当时颇有影响的《现代》杂志，丁玲在上面发表过小说；后来施蛰存编辑《文艺风景》杂志，发表过丁玲写给胡也频的三封信。丁玲在她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上，也刊登施蛰存、戴望舒这些老同学的文章。在当时，文艺观念上有些分歧，并不很影响文章的发表。他们的友谊，在这段时间得到增强。

　　二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过了四、五天，文艺界大都知道了消息，但却都保持沉默，不做报道。这与当时政治上的黑暗及高压大有关系。

　　当时，施蛰存还在编辑《现代》杂志。将于6月1日出版的三卷二期，已经开始了第三校。施蛰存为了将这一暴行公告天下，便在最后一页的“编者缀语”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话说得很有分寸，但看得出为了使文章能够刊出，施蛰存是竭力压低了愤怒的情绪的。

　　该期《现代》上，有一篇戴望舒的法国通信：《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施蛰存便以此生发，在前一段话的后面，加了这样一段：

　　“法西斯主义弥漫了德国，德国的文艺家大半流亡到异国去了。我们要请读者特别留意本期的法国通信……”

　　这段话，与丁玲被捕消息搁在一起，用中国古代成语来表达，应该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

　　这是当时最早披露丁玲被捕消息的中文报刊。施蛰存，这位后来被视为“第三种人文学”的代表，不算很“赤色”的作家、编辑，在这样的时候，却最早挺身而出，为一个作家的无故被绑架表达愤怒。

　　接下的一期《现代》杂志，施蛰存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鉴于当时繁复的形势和纷乱的消息，施蛰存又写了几句图版说明：

　　“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现代》杂志勇敢披露丁玲被捕的消息，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反响。后来一度传来丁玲已遭杀害的消息，读者便纷纷致函《现代》，要求介绍丁玲的生平和作品，还要求《现代》出追悼丁玲专号……施蛰存在读者来信中选出两封，并附以编者答复：

　　“但对于一般安于逸乐，昧于危亡，没有看见中国社会种种黑暗、没落、残颓的景象的有希望的青年们，我们愿以《现代》为一面警惕的镜子，使他们从这里多少得到些刺激和兴奋，因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仰。”

　　这样的表达虽然不过分激烈，但几十年后看来，恰恰是一种更为坚韧，更为长久的努力姿态。

　　三

　　丁玲被绑架数年，后脱逃辗转，去了陕北。1949年后，丁玲是文艺界领导人，施蛰存在上海从事教学研究，两人便基本没有过联系。但是，丁玲后来的遭遇，施蛰存则在报纸上和朋友那里，听到很多，所以，对于这位老同学友人，他还是颇为惦念的。

　　1979年3月，施蛰存“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教授

　　级别及工资得到恢复，他又开始了任教工作，心情也为之振奋。此时，又恰好看到丁玲公开露面，并读到丁玲发表的文章，这两重的好消息，叫他思念起往日的同学之谊。在这样的心情中，1979年6月24日，施蛰存写下了一组七绝《怀丁玲诗四首》：〈一〉丁玲不死真奇迹，弱骨珊珊大耐寒。幽谷春回恩怨泯，好扶健笔写桑干。〈二〉滔滔不竭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三〉登楼双笑自矜夸，买得和瓷好建家。曾许新年邀茗叙，岂知缘悭一杯茶。〈四〉万类霜天竞自由，白云苍狗乱吟眸。浮沉今日谁为主，莫遣书生悲白头。

　　诗中包含了许多内容，施蛰存以小注略加解释。如第一首注为：“文化大革命期中，上海盛传丁玲同志已逝世，言之凿凿，我亦信之。近日阅报，始知其依然健在，犹有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壮志。欣喜之余，不免感怀，故作小诗寄怀。”

　　第二首是写在上海大学同学时的情景：瞿秋白讲课的风采，田汉(寿昌)讲外国文学，但讷讷不能言。“当时背影”是指丁玲。当时男女同学交往极有限，施蛰存他们大都只见丁玲等女生背影，故“未曾忘”。

　　第三首诗说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施蛰存与戴望舒办了一家水沫书店，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自办了《红黑》月刊。他们彼此常相往来。一次，丁玲和胡也频一人捧了一个大纸盒，来到水沫书店。他们取出刚从日本商店买的一套咖啡饮具，不断夸赞制作精美，并且答应新年里邀请施蛰存他们去喝茶。岂料不久，胡也频便遭残杀，丁玲也遭绑架，邀请当然没能实现。这就有“岂知缘悭一杯茶”的诗句。

　　《怀丁玲诗四首》写出后，施蛰存寄给了一家报纸，希望发表。在附信中还告诉编辑，如果发表不了，请他将诗转给丁玲。这当然是想与老同学联系的意思。

　　但诗作未能发表，连信也退了回来。信上批了一句：“丁玲地址不明。”施蛰存又将这四首诗寄给一家文艺刊物，但久没有回音。施蛰存怕稿子丢失，连发了三封信，才将原稿追讨回来。

　　这样的诗作不能发表，施蛰存不明白为何。“想来想去”，推测出两个理由：“(一)我没有资格怀念丁玲。(二)怀念丁玲还不是时候。”

　　四

　　当时，丁玲的作品才刚刚在刊物上露面；她头上的“帽子”，还没有完全摘除。经过无数运动的报刊编辑，仍如惊弓之鸟，不敢发表这样的诗作。诗作终于还是发表出来，但已距写作相隔了两年多时间。

　　1981年，《艺谭》编辑去向施蛰存约稿。施便交出这四首怀念丁玲的诗，《艺谭》刊发了出来。施蛰存后来宽容地说：这四首诗“文章不合时人眼”，当时发表不出来，也并不奇怪。

　　这几首诗，丁玲读到了。“白云苍狗”的变幻情景，这几十年她也深有体会。她便开始给施蛰存写信，相互恢复了往来。1982年，丁玲将自己新出的著作寄给施蛰存。在扉页上写着“施蛰存同学指正”。以“同学”称呼，使施蛰存“甚感其犹未忘学谊”。

　　施蛰存所在的华东师大，有两位中文系学生专门研究丁玲创作。他们知道施与丁玲的同学之谊，便请他帮助引荐。施蛰存写了介绍信，让他们到北京去访问丁玲。也算是友人间的一种关切吧。

　　1982年暑假，施蛰存应邀前往山西长治讲学。在讲课参观之际，无意间听说丁玲曾在此劳动过，便专门前往了较偏僻的老顶山公社嶂头村，访问丁玲1975年出狱后与陈明下放时的地方。当他看见丁玲当时所住房屋时，不胜感慨。施蛰存对同学怀念之情的深度，由此行可以印证。这叫我们后来的读者也“不胜感慨”起来。

　　1986年，丁玲病逝。对于这位老同学，施蛰存仍难忘怀。1989年，世事激荡，施蛰存感慨万端。他又开始续写中断有15年的“浮生杂咏”诗。在这组诗的第36节，又专门写到丁玲：冰之落落难谐俗，骨重神寒志不降。晚岁自知多傲气，故人犹幸许同窗。

　　“冰之”是丁玲本名的字。“多傲气”自然是指丁玲晚年对自己在上海大学时的神态描摹；许“同窗”，是丁玲赠施蛰存书以“同学”相称之事。

　　从时间看去，施蛰存与丁玲直接交往并不算长。中间中断的时间，却有近50年之久。但是，丁玲被捕时，施蛰存在黑暗沉重的环境里，勇敢披露消息，进行追怀，这是令人敬佩的；数十年后，听到丁玲消息，又写诗怀念；外出讲学，又专程去了丁玲落难时的山村居处……这段友情，全无功利，而颇多难得之处。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缝隙里，这段友情投射出一抹暖色。

　　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