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上海帮会

　　联络会党是孙中山一贯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他和上海帮会的关系是他联络会党政策、策略的组成部分。

　　孙中山既委派革命同志联络上海帮会，又亲自联络上海帮会；曾委派陈其美、徐朗西等人联络上海帮会，也曾直接和黄金荣联系。其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即与帮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辛亥革命是受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的“共和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革命，国内资产阶级未能认识到辛亥革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未能大力支持辛亥革命。革命党人未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也未能找到发动农民的办法。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国内所依靠的革命力量主要是会党，在海外则依靠海外洪门致公堂。1908年之前，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都是发动会党，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虽然重视了发动新军起义，但仍然没有放弃发动会党。此后，孙中山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队中人辄患持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他仍然关心发动会党的工作。孙中山联络会党是他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他和上海帮会的关系也是他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一部分。

　　孙中山与上海帮会的关系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委派革命同志联络上海帮会，二是亲自联络上海帮会。其历史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

　　孙中山委派革命党人联络上海帮会

　　联合帮会进行革命斗争是孙中山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为了联合海外洪门(又称洪帮、红帮)，曾在海外亲自参加了洪门，被封为“洪棍 ”(元帅)。为了促使美洲洪门致公堂和同盟会密切合作，曾命令同盟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致公堂，实行“堂内合作”，为以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提供了先例。

　　辛亥革命期间，由于上海在国内的重要地位，当时不仅孙中山重视在上海联络帮会，就是其他革命党领导人物也重视在上海发挥会党的作用。例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属于秘密结社的会党性质)，在此基础上，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 光复会”，虽然也在浙江活动，但总部设在上海。

　　革命党人奉孙中山意旨在国内各地联络会党者不胜枚举，而在上海受孙中山委派或秉承孙中山的意旨联络帮会者，主要是陈其美、徐朗西、朱卓文、韩恢等人。

　　(一)孙中山委派陈其美联络上海帮会

　　陈其美(1877-1916)，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字英士。早年学习典当和丝业，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为革命运动穿梭于京津沪浙等地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曾准备与浙江会党首领策动起义，因泄露未遂。后在沪创办《中国公报》、《民生丛报》，协办《民立报》等，宣传革命。鉴于帮会不接受帮外人指挥，陈其美早于1903年即在上海参加了清帮(又称青帮)。有著名帮会人物说陈其美“是清帮中的大字辈”，又有著名著作、工具书中称陈其美曾为上海清帮大头目之一。陈其美是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和得力助手，是辛亥革命时期苏浙沪一带的主要革命领导人之一。他是在孙中山授意、支持下联络上海清帮的。1910年6月29日，孙中山秘密来到上海，在宋嘉树寓所约见了陈其美。孙中山“知道陈其美是同盟会派入青帮的关键人物，所以约见他来到宋寓，就是要了解他在青帮中的工作的……孙中山多次秘密来到上海，对上海帮会有所联络，因此，陈其美向孙中山汇报中说:‘现在上海的青帮和洪帮一样听命于孙先生，可以为革命所用！’”从陈其美的这段话中反映出，上海的洪帮早已接受了孙中山的领导，而现在经过陈其美的工作，上海的清帮也接受了孙中山的领导。

　　当时许多帮会首领人物是跨清洪两帮的，上海“清帮首领兼洪帮(哥老会)首领曾国璋”拥有一支帮会武装，曾国璋死于湖北后，他在上海的这支帮会队伍，由他的属下“通”字辈的刘福彪(一作刘福标)、孙绍武、王小弟等人带领。刘福彪是上海闸北洪帮的当家三爷，当他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便派人找到革命党人张承酉，表示愿率三千多洪门兄弟组织敢死队赴武汉助战，要求革命党派人担任领导。1911年10 月25日，张承酉参加洪帮被推为大哥，刘福彪自居二哥，这支洪帮武装接受了革命党的领导。由于这支武装本来的首领曾国璋是跨清洪两帮的人物，所以这支队伍具有清洪两帮的性质，统称其为帮会武装更合适。陈其美得知此事后，于10月26日，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支香餐馆宴请其首领，通过会谈，拥护陈其美为领袖。根据陈其美的要求，刘福彪等决定不去武汉，改在上海举义以响应武昌起义。会后，清洪帮分子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积极为起义做准备。总之，陈其美把这支帮会武装拉进了革命轨道。

　　(二)孙中山委派徐朗西联络上海帮会

　　孙中山直接联络上海帮会的主要事例，首先是联络跨清洪两帮的徐朗西。孙中山既直接联络这位革命同志兼帮会人物，同时又委派其联络上海的帮会。

　　徐朗西(1885-1961)，字峪云，陕西省三原人。早年留日，为同盟会首批会员。上海跨清洪两帮的著名人物姜豪著文说:徐朗西的学识和志向得到孙中山的赏识，“遂派他回国参加青红帮，发动更多的会党人士投身革命”。有记载称:徐朗西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为革命需要，遂周旋于帮会之中，与袁寒云、步林屋、曹幼珊、阮慕白、段燮臣等人广为交游”。徐朗西在上海与这些清帮“大”字辈的上层人物的交往，为以后他在上海帮会中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 徐朗西回国后，孙中山通过他的日本好友宫崎寅藏(与中国帮会首领稔熟)的关系，很快让徐朗西担任了洪门龙头大哥和清帮理字辈，直至成为洪门峪云山山主和清门大字辈，可谓名震天下。”这里说明了徐朗西是孙中山委派他回国参加清洪帮的。而他很快进入了清洪帮的上层，是借重于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官崎寅藏的帮助。但有关徐在清帮的辈分，为何其先是理字辈，后来又是大字辈，这个问题没说清楚。而徐朗西之子徐晓耕说:徐朗西在洪门是峪云山主，在清帮“也是‘大’字辈人物，有理字辈授予的证书”。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清帮辈分的顺序。辛亥革命后，徐朗西任北伐联军前敌总指挥、孙中山的秘书、造币厂厂长等职。在沪办《生活日报》，“同时从事帮会活动，而以洪门为主，收了不少弟兄，以后民国三年的倒袁运动，民国七年的讨伐段祺瑞，他都担任了重要任务”。

　　1917 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当时陕、甘、宁、青、川、滇、黔七省民党结盟，组织联军讨伐段祺瑞，公推唐继尧为总司令。孙中山认为进军策略以先取陕西为上策，因为陕西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兵力薄弱的环节，且三原有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可以呼应。于是孙中山在上海任命徐朗西为七省靖国军援陕前锋总指挥。徐朗西在上海接受任命时，孙中山亲手书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条幅赠给徐朗西，并对徐朗西说:“此次作战，靠你的军事特长，且本人是陕人，此番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胜利，倘若中途发生变化，可将此字传给后辈，作为参加革命事业的纪念。”徐朗西敬而受之，并以此作为座右铭。

　　孙中山亲自联络黄金荣

　　孙中山直接联络上海帮会的另一事例是对黄金荣的联络。

　　孙中山和黄金荣的联系是以上海的清帮分子徐福生为中介的。徐福生本是天后宫(河南路桥附近)的一个清帮头目，手下有不少徒弟，因争夺天后宫的庙产，遂有“闹天宫福生”的绰号。此人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认识了一些广东人，由广东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来到上海，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掩护革命工作。孙中山给徐福生写过一把扇面，徐福生拿了这把纸扇去见黄金荣，说孙先生是位有名望的革命家，到上海也想看看黄先生。黄金荣十分高兴，约定日期要徐福生伴随孙中山到黄家。“黄金荣亲自邀请孙中山到楼上会客室。孙中山说，知道黄先生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

　　后来孙中山又写信给黄金荣，大意是“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制造内战是造成民生凋敝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民众，而革命需要有人才之参加及经济上之援助，请黄先生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在人才和经济方面多加援助”。黄金荣平时与朋友间的经济来往比较小气，但收到孙中山的来信后，“居然一次拿出一千元交给徐福生转送孙先生，还通知虞洽卿也捐助了一笔钱”。孙中山接到黄金荣的捐款之后，写了回信致谢。由于徐福生奔走出力，孙中山又给徐福生写了两把扇面，徐福生特地把其中一把扇面裱好后装上镜框，悬挂在家中的客厅正中。孙中山曾给黄金荣先后写过几封信，黄的亲信中不止一人看到过这些信。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黄金荣曾叫他在新闻界任职的门生杭石君写了封祝贺信，由杭石君送往南京面奉孙中山。北伐战争胜利后，黄金荣有时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之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只要有困难，我不会不帮忙。”

　　1920 年前后，蒋介石在上海和陈果夫、戴季陶等从事物品证券交易所的活动。蒋介石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曾投靠黄金荣门下为黄的门生(当时黄金荣尚未正式入清帮，不能开香堂收徒弟，只能收门生)。蒋介石要南下投奔孙中山，黄金荣看在孙中山的情面上，资助了蒋介石旅费。黄认为这也是间接支援孙中山。

　　可见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是联络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上海的黄金荣这样的人物也在联络范围之内。

　　(本文摘自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2009年第12期郭绪印撰《孙中山与上海帮会的关系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