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与逝者的对话

　　余秋雨的长篇记忆文学《我等不到了》，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家族的历史。这是一部深入灵魂的“中国读本”。余秋雨称此书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起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灾难是我的宿命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作为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他又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布莱希特。他曾经说，过程性的情节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习惯性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他认为，这才是“积极的叙述”。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我便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离世不久的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离世最晚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泪。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了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

　　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国运昌隆而文事寂寥，九州富足而诗意杳杳，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权弊端，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随着那些‘伪斗士’的加盟，它掺入了太多的‘伪’:伪命题、伪揭秘、伪预测、伪民意……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救赎者，用的却是冷战思维。以先知的腔调说着过时的话语，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乏味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灾难是我的宿命，有一系列隆重的安排，其中一项就是承受诽谤。”

　　我好像等不到了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对我来说，能与长辈说那么多话，累得痛快。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我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

　　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您盯着他看，他很快就会躲闪。您不管，仍然专注地盯着他。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么？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老师，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老师。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的瑕疵，就会非常兴奋地轻易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所有的“从者”又变成了他的庞大卫队，把他遮盖和隐蔽，使他非常安全。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即使到了应该受到惩罚的时代，也可以随时寻找到新的攻击对象。新的攻击一旦开始，那个魔幻程序再度重复，攻击者又一次金袍披身，从者如云。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

　　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非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的学生和读者又对我们的辛辣手段津津乐道、竞相模仿，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这里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您显然不满意我把自己说老，横了我一眼，却没有作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