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像一个谜。赖声川在执导《宝岛一村》前还会请教王伟忠：眷村里的“太保”是什么？王伟忠就解释给他听：“眷村的太保不是流氓，是想做武侠小说里的侠客，可是每天要去上学、被教官管，就觉得怪怪的——他们想行侠仗义，但生错时代，不能飞檐走壁，只好踏破别人的瓦片。”后来，在举例说明从眷村走出来的“代表性人物”时，赖声川也会举出2007年病逝的“竹联帮”帮主陈启礼。

　　比“太保”更重要的问题是台湾的族群融合。在外省人与本省人的融合过程中，台湾女性的付出、牺牲和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宝岛眷村》收录了台湾“中研院”博士后吴忻怡的《那年的情书》，她来自江西婺源的父亲，来台湾20年里一直“在军队体系里逐步升迁，缓慢过着他因时局而被迫延长的单身生活”。直到1969年，40岁出头的父亲才邂逅并开始追求与自己年龄悬殊的高雄少女，就是后来成为吴忻怡母亲的本省姑娘。

　　为了弥补这场“老少配”婚礼的缺憾，吴忻怡的父亲向女方家送了两万元台币的厚礼，“一直要到很多年之后，当父亲已经离世，在一次参加某种自我探索的课程中，同组成员提起自己嫁给‘老芋仔’时，对方给了六千块聘礼，妈妈才在一句‘那我比你贵’的玩笑话中，笑中有泪地对自己的‘必得如此’感觉释怀。”

　　舞台剧《宝岛一村》巡演前后，这边的相关报道依然是就事论事。赖声川导演在阐述其创作缘起时曾说过，“现在全台湾剩下不到几个眷村，高雄左营那边还有，也主动跟我们联络，希望透过演出让当局重视、保存他们的东西”，“历史是非常脆弱的——其实《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就在讲这个——眷村话题如果没让王伟忠干起来，可能没什么人会在乎；或者，很多人在乎也没能力写，不知道怎么说，然后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好在，最近一段时间读到几本和眷村有关的书，让我们得以通过文字抵达被误读想象了的眷村。(《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廖信忠著，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同学少年》(周志文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8月)和《宝岛眷村》(张嫱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并非外省人或眷村子弟，但这本小百科全书却有“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省籍情节”等相关章节。《宝岛眷村》属于“轻学术”，收录的“社团法人外省台湾人协会”(下文简称“外台会”)现任理事长、台湾“中央大学”法律与政府研究所副教授李广均和上任(2006—2008年)理事长、台湾“中研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茂桂研究员的研究文章，以及“眷村文化事件年表”和“眷村地图”两个附录，对准确了解眷村问题的来龙去脉大有裨益。

　　而《同学少年》则是前《中国时报》主笔、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志文在《印刻文学生活杂志》专栏的结集。周志文的二姐夫是国民党的低阶军官，他和母亲及三姐、妹妹这些“旁系亲属”才得以作为“黑户”住进“眷村”——他对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罗东镇眷村的边缘性观察，以及一位学人派散文家在单篇文章上所能达到的深度，使该书成为同类读物中最不可忽视的。

　　在《宝岛眷村》中，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赵庆华对眷村文学进行了历时态考察：1986年，希代公司出版了青夷主编的“首部集眷村文学大成之作”《我从眷村来》，囊括了十多位作家的作品。2004年2月，二鱼出版社推出了自幼成长于台南眷村的苏伟贞主编的《台南眷村小说选》，涵盖了1975年至1995年间的眷村文学代表作。

　　1990年代初，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把整个眷村当成一则典故来讲述”，成为眷村与村外世界对话的标志性文本。2009年，眷村问题专家、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女士又出版自传《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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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眷村问题其实应该从1945年讲起。这一年，日本结束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第一批国民党军队及眷属陆续抵达台湾，开始出现一些简陋的眷村；1948年，第一个正式的眷村——为联勤总部第44兵工厂所盖的“四四南村”出现在台北。60年来，全台886处眷村中的464处，都集中在北区。

　　据研究，能够住进眷村的必须具备军人身份，而且只有少部分(约只有五分之一)军人有此机会。

　　眷村的建筑材料普遍比较简陋，包括后来成为怀旧象征的竹篱笆。1980年、1997年，台湾大规模进行老旧眷村的改建。2003年，台北信义区眷村“四四南村”的4栋眷舍被正式列为历史建筑物对外开放。这座公民会馆，就在101大楼这一台北标志性建筑的笼罩下，诉说着眷村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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