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

　　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对于当事人来说，曾经参与过五四运动，无论在京还是外地，领袖还是群众，文化活动还是政治抗争，这一经历，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记忆，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可以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说到这，我想推荐几篇文章，作为宏大叙事的补充。北大国文门1918级学生孙伏园\(1894—1966\)，在《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期)中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

　　与此印象和口号之争相对应的，是细节与大事的互补。新潮社骨干、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杨振声(1890—1956)撰有《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不讲大道理，注重场景描写，很有趣。文章提及蔡元培校长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新青年》警醒了一代青年，接下来是：“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眼光。”至于说到《新潮》、《国民》、《国故》的重要编辑人都在同一班，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这就有点夸张了。不过，下面这个观察很有趣：“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

　　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学生，除学术及文化立场外，难免还有意气之争。许德珩1950年后，不断谈论“五四”，1979年、1989年两次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不全是职责所在，其中也有个人感怀。应母校北大的邀请，许德珩还撰写了长篇自传《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就像书名显示的，许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青年时代的梦想———其对于五四历史的追忆不见得十分可靠，对于五四精神的阐释容有偏差，但终其一生，与“五四”展开不懈的对话，这点让人感动。自传中涉及五四运动部分，有段话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用文言体裁发表文章。当然，这与我们的刊物是全国性的有关，因为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易接受，但是也含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意图。到了‘五四'以后，《国民》杂志的文章就改为白话文了。”这话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毕竟人家用白话写作在先；可其中透露出来的“意气之争”，确实属于“同学少年”。

　　在《五四偶谈》和《“五四”二十五周年》中，傅斯年称平日不谈五四，因为“我也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说来未必被人认为持平”；对于“社会上有力人士标榜‘五四'的时代”，更是不愿附和。明白“五四”本身的局限性———浅薄乃至偏激，但当有人刻意抹杀时，会挺身而出，扞卫“五四的精神遗产”———这或许是很多“五四”老人的共同立场。

　　说到“五四”老人的自我反省，还可举出俞平伯的《“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接下来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咍。”诗后有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私人追怀，更将“五四”理解为代有传人的“千秋创局”。我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永远的怀想，某种意义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连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毛病，其实并不困难；难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阅读北大校史资料时，我感触最深的是：同一个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最后谈谈四点感想。

　　第一，当事人对于“五四”的追怀与阐释，既可爱，也可疑；由此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可避免地隐含着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及个人趣味。可也正是这种不断的对话，保证了“五四”的理想性“代有传人”。诸多北大学生的追忆，构成了“五四传说”的主体；即便如此，决定论述方向的不是作为个体的罗家伦或许德珩。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学生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往往有自己的坚持。

　　第二，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时代，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褒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收获大量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赞美弄潮儿，理解失败者，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完整且真实的“历史场景”。

　　第三，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曾将新文化运动初期杂乱的文学活动比作“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付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引申到政界与学界，何尝不是如此，这次“尼罗河的大泛滥”，日后长期滋养着无数青年———尤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北大学生。但这有个前提，不能满足于“吃‘五四'饭”。对于“五四”，只唱赞歌，远远不够；理解傅斯年和俞平伯的立场，当事人的自我反省以及后来者的批判能力，同样必不可少。

　　第四，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说了这么一段话：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不过，坦白交代，这段话是从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中抄来的。想不出更好的结束语，只好再次引录，然后添上一句：诸位，请打起精神，竖起脊梁，认真地与“五四”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以及那一代北大学生展开深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