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刊物竞成三”

　　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国民》的天下，这不对，带进《国故》的视野，历史场景才比较完整。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

　　日后成为着名作家的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俞平伯\(1900-1990\)，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其中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自注说：“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也就是说，同班同学中，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这三个杂志存在时间都不长，但影响很大。《新潮》12期，1919年1月—1922 年3 月;《国民》8 期，1919 年1 月—1921年5月;《国故》5期，1919年3月—10月。我关心的是，当初鼎足而三，可几十年来，众多追忆文章，为何独缺了《国故》？《国故》同人怎么了，为何难见其自述或追忆？如此任人评说，是否有失公允？

　　北大哲学门1915级学生、着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在《三松堂自序》中称，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但没能赶上火烧赵家楼，有点遗憾。而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中，冯先生提及：“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的。派别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没有武斗。”此文撰写于文革结束之后，故有“文斗”、“武斗”一说。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年毕业的冯友兰，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大氛围，但未曾真正介入，故不太理解日后闹翻了天的“新旧论争”。

　　1919年10月由山西大学转入北大哲学系的章廷谦(笔名川岛，1901-1981)，毕业后留校任蔡元培办公室西文秘书兼哲学系助教，一直追随鲁迅，成为其忘年交。曾在厦门大学、西南联大等任教，1946年起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因毕竟是后来者，对新旧之争的内幕了解甚少。比如称《少年中国》月刊，“在当时，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和《新青年》、《新潮》两个杂志鼎足而三的”(《少年中国学会》，1950年5月4日《北大周刊》)；“凭良心说，就是当时的《国故》杂志不爱看”(《“五四”杂忆》，《文艺报》1959年8期)。作为热心政治的“新青年”，不看《国故》很正常，但为何谈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少年中国》，而只字未提许德珩等编辑的《国民》？

　　1917年考进北大国文门、日后成为着名史学家的郑天挺(1899-1981)，自称功底差，天天泡图书馆，“两耳不闻窗外事”。1933年起，郑先生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一直坚持到1950年。1952年院系调整，奉调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他的自传是晚年在儿子的帮助下撰写的：“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的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多如此。”

　　北大哲学门1916级学生顾颉刚(1892-1980)，念书时，经常与同宿舍的傅斯年高谈阔论。《新潮》创办时，顾在苏州养病，仍是首批入社的21人之一。1920年，顾发表《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提出：“我们应觉悟，我们若是诚心要改造政治，总不要用政治来改造政治，务要用社会来改造政治。要去改造政治，先要改造社会。要去改造社会，先要使全国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家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自然社会文化会渐渐提高起来，才能够造成有实力的舆论、有价值的公意。”此文题目下面，有“教育运动”、“学术运动”两个标语，很能体现胡适的影响以及《新潮》同人的趣味。这就难怪，日后顾颉刚会说老同学“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办起《国故》来，提倡‘保存国粹'，并推刘师培作社长，坚决地和《新潮》唱对台戏”，实在是不明时势(《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但从来不评价许德珩等人的《国民》。

　　谈及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一般都会引述1919年3月21日《神州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新旧两派之争衡》。此文称，陈独秀、胡适的学生与刘师培、黄侃的学生闹对立，于是有了《新潮》与《国故》：“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刘师培对此报道很反感，当即在1919年3月2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启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不管当事人如何辩解，没人理睬，就因为此“新旧对立”的论述框架，简单明快，容易记忆，也有利于传播。

　　《新潮》与《国故》，代表新旧论争的两极，评价迥异，但都不会被遗忘。相反，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文化立场不新不旧、且更多介入社会改革的《国民》，容易被忽略。对此，北大英文学门1918级学生、国民杂志社骨干、日后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黄日葵\(1899-1930\)很不以为然。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有黄日葵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提及五四时期学生两大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在意的。”在黄日葵看来，新潮社成员日渐走向整理国故，而国民社成员不少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仰慕者，因此，后者更是五四运动的中坚。

　　黄君这一论述策略，日后为另一位《国民》编辑、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许德珩(1890-1990)所继承。许1958年发表《回忆国民杂志社》，对《新潮》“因为有胡适帮忙”，故能与筹备较早的《国民》同一天出版，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在1979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谈及《新青年》时，顺带提了一下《新潮》，但不忘添上一句：“《新潮》杂志的主办人后来全部倒退，走向反动。”至于扮演反派角色的“《国故》派的人物”：教员中有“最顽固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学生中有张煊、伍一比、罗常培等”。此文着力推荐的，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学生救国会与《国民》杂志。这里有意识形态的缘故，但也是长期的“瑜亮心结”———《新潮》与《国民》，在五四的舞台上，到底谁是主角。

　　99岁高龄的许德珩副委员会长，在1989年5月4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纪念五四》(图八)，对自家观点有所修正，态度相对和缓：“这鼎足而三的社团，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下的思想分野。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

　　作为《新潮》的论敌、同样属于新文化运动有机组成部分的《国故》，本自有其思想资源及文化追求，可惜，几十年间被彻底漫画化了。《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的“发起始末”称，“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此举得到蔡元培校长支持，并获开办费三百元，1919年1月26日“开成立大会于刘申叔先生宅内”。“本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凡北京大学同学有赞成本刊宗旨者得为本社社员”，杂志聘刘师培、黄侃为总编辑，陈汉章等八教授为“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等为编辑，杨湜生等为总务，罗常培等为文牍。第一期除学生文章外，有刘师培、马叙伦等助阵。

　　生不逢时的《国故》，很快被迫扮演反派角色，在众多关于“五四”的论述中，成为嘲笑对象。如何看待《国故》的功过，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关心的是，为何《国故》同人不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时代大潮，还有很现实的考量：精神导师或去世(刘师培)或离去(黄侃)，根本无法庇护自己的学生；《国故》的主要人物，日后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对于胡适支持的新潮社和李大钊支持的国民社，可以看得很清楚。

　　唯一的例外，是早先不太重要的罗常培，日后在学业上取得很大成绩。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罗常培(1898-1958)，早年醉心古典，记录整理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大学毕业后，转入哲学系半工半读。正是因其及早改换门庭，走出“国故”社的陷阱，日后才能进入主流学界。罗常培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1950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罗先生，正努力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思想改造，也很得政府信任，罗常培后来也不愿提及那倒霉的《国故》。从《纪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新华书店，1949年)，到《第一个五四文艺晚会的回忆并怀一多、佩弦》(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从朦胧到光明》(1950年5月4日《北京新民报日刊》)、《纪念“五四”要和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限》(1952年5月4日《光明日报》)，再到《自传》(《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罗先生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国故》杂志。谈及“五四”时，他更愿意追忆的是西南联大时期，如何和闻一多等不顾当局高压，发起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

　　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好不容易在1940年9月10日出版的《新光》杂志1卷6期上，找到了《国故》骨干俞士镇的《居忆旧录·一、刘申叔先生》，其中有这么一段：“戊己之交，新思潮方炽，余与同学辈请于校长蔡孑民先生，创设《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孑民先生慨然允之，月助金三百番，并拨给校舍一椽，为办公处所。遂推举先师及黄季刚先生任总编辑。……月刊之创也，志在整理旧贯，与校中《新潮》等刊物并行不悖也，外间不察，肆为鼓簧之论，报纸如《公言报》等，迳谓：‘刘黄诸氏，以陈胡等(指陈独秀胡适)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故组织一种刊物，名曰《国故》月刊。'而各书肆炫利求售，更高揭‘新思潮之敌《国故》月刊'之帜，道路流传，妄生揆度，而皆集矢放先师，先师忧愤内结，遂以不起。嗟嗟！《国故》诞生，乃反足以促先师之死，是则又岂余侪所及料耶！”这是目前我唯一见到的《国故》同人的自我辩护，值得全文抄录。不过，这位活跃于沦陷时期北京学界的俞士镇，在此后的中国政坛及学界，都不被关注。

　　不是说“一班刊物竞成三”吗，日后的追忆文字，为何只提《新潮》和《国民》，而不太涉及《国故》？除了该杂志被定位为“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了反派角色，更因当初国文门1916级大多数同学参加的《国故》月刊，在思想及学术上，确实没能打开一片新天地；即便“整理国故”的业绩，也都不及新潮社的傅斯年、顾颉刚等。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自有其合理性。对于当事人来说，被抛离主流，长期不得志，即便有业绩，也不被记忆。因此，作为后来者，我们更应该努力理解“五四”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五四”是不是激进，当然激进，不激进无法冲破各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禁锢与牢笼。我们要追问的是，何以以激进着称的北大，内部竟也如此“四分五裂”？历史最后选择了什么道路，不完全由当事人的意愿决定。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国民》的天下，这不对，带进《国故》的视野，历史场景才比较完整。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