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追忆”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记忆，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倘若希望“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轻人的记忆中，单靠准确无误的意义阐发显然不够，还必须有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九十一年间，风云变幻，对于希望通过“触摸历史”而“进入五四”的读者来说，当年身历其中的人的“琐碎”回忆文字，很可能是“最佳读物”。

　　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傅斯年(1896-1950)，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在1943年5月4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偶谈》，提及“五四”的历史价值：“就文化说，他曾彻底检讨中国之文化，分别介绍西洋之文化，时所立论，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打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第二年的“五四”纪念日，傅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五四”二十五周年》，再次为“五四”的反传统辩护：“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抗战中，建立民族自信心十分必要，但不能变成“夸大狂”，更不该拒绝批判与反省。

　　北大英文学门1917级学生罗家伦(1897-1969),曾任清华及中央大学校长。1950年他在《五四的真精神》中写道：“五四是代表新文化意识的觉醒”、“五四是代表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时五四的发动，完全出于青年纯洁爱国的热情，绝无任何政党或政团在后面发纵指使”。

　　北大国文系1918级学生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平，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很高声望。1924年起相继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重要报刊，1955年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升格为世新大学。成舍我1937年5月4日在上海《立报》发表《怎样纪念“五四运动”》：“当然，用群众力量对政局表示意见，和介绍近代学术，并不是始于‘五四'，但范围普及全国，动员到工商各界的，必以‘五四'为开端。所以‘五四'是中国民族斗争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天。”二十年后，有感于国民党对待“五四”的暧昧态度，成舍我撰写了《卑论集·过去了三天的“五四”》，称：“五四运动，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综合体，没有五四运动，不平等条约的锁链，不会解除，腐恶的军阀势力不会打倒，民主与科学的观念，不会建立。”在这个意义上，继续发扬五四精神，十分必要：“希望大家今后不要忘记，五四固然给‘文艺'带来新生命，但它伟大的意义，并不专限于文艺！”

　　1917级数学门学生、新潮社首批社员毛准(字子水，1893-1988)，新文化运动时期撰有名文《整理国故的方法》。德国留学归来后，毛长期任教于北大历史系。1979年他发表《六十年前“五四”这一天》称：“‘五四运动'，是一个纯粹的学生爱国运动，绝不是任何党派或任何人所暗中指使的；而是当时的学生感受到必须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免于为强权所辱的怒吼，可说是青年学生感到自己与国家息息相关的一项自觉运动。”毛准后来还回忆：五月四日那一天，他如何跟着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接着又到了曹汝霖的家，看到火从曹家烧起来，又见有人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觉得有点过火了；不赞成罢课，“但做学生不上课总是高兴的事”。至于说“五四”有好也有坏，这没有意义，应该讲“基本的问题”———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促成建立现代的国家；加速了白话文的流行。

　　北大国文门1917级学生杨亮功(1895-1992)，留美归来后，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等。1979年联经出版公司刊行的《我参加了五四运动》中，收录了杨亮功的采访录《五四一甲子》：“杨亮功先生以为五四运动，只是单纯的偶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或其他任何因素完全无关。”这个意思，在《〈五四〉重印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读者可以从这一本书，认清“五四”的真面目，体会“五四”的真意义。亦可以了解到此一运动，与所谓新文化运动，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无关。”如此立论，主要原因是当年的杨亮功，只顾埋头读书，不太介入政治或文化活动。杨着《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二章“五年北大读书生活”，提及新旧论争最激烈时，他如何置身度外。作为观察者，书中描述了刘师培、陈独秀、黄侃、钱玄同、黄节、吴梅、周作人等各位教授的做派与神情，颇为真切，而立场则明显偏向于刘师培。五四期间惟一能查到他的活动是，1917年12月27日北大廖书仓等47名同学发起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杨亮功列名其中。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记忆，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