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

　　——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

　　演讲人：陈平原

　　演讲时间：2010年4月29日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着作三十种。

　　在当代中国，只要你念过小学，都知道有个“五四运动”；可所谓“知道”，不等于真的理解。更何况，我们每代人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纪念与阐释中，其实蕴含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困惑与追求。九十一年来，每代学者及青年都以某种形式与“五四”对话。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二者颇有纠葛，有时相得益彰，有时又互相抵牾，就看你如何观察与判断。

　　何谓“五四运动”

　　何谓“五四运动”，既可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主持召开“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为论文集、程序表及海报做设计时，我选了三幅图，一是“五四”当日的照片，二是闻一多的书籍装帧，三是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浮雕。老照片的中央，那旗子上有“国立北京大学”字样，最提神。可后来没选用，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制作效果实在欠佳。参与设计的学生大呼可惜，他们更愿意选用那幅五四游行的老照片，与其说是出于历史感，还不如说是自尊心。

　　纪念“五四”时，引入图像的因素，让其与文字之间形成某种对话，起码五十年前《文艺报》就这么做了。刊行“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号”时，除了林默涵、夏衍、杨晦、茅盾、郑伯奇等人文章，还配有滑田友等人创作的这幅浮雕。至于闻一多的这幅画，出自《清华年刊》，即清华学校1921级毕业班纪念集，原本是闻一多创作的书籍装帧，我取中间的图像部分。图片上方有“BEFORETHEAUDIENCE”字样，至于“天安门前的青年讲演者”，则是《拍案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编者代拟的题目。

　　三张图片的差异，隐约可见“历史论述”的变化。老照片突出高扬的校旗以及昂首阔步的大学生，是世人关于“五四”的最初印象；闻一多的画，演讲的学生是正面，倾听的民众是背影，远处还有飞奔而过的人力车；纪念碑的浮雕，学生和工农互相呼应，互为主体性。单看这三幅图，你都能大致明白，“历史”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倒促使我反省：关于“五四”的记忆，北大学生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从来如此，就对吗？”

　　何谓“五四运动”，既可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两种叙述，体现不同的学术立场。毫无疑问，北大学者大都选择后一视角，因那意味着，北京大学始终站在聚光灯下。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到台湾参加“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开幕式及相关论坛，一看海报，我就乐了。为何选择冰心、徐志摩、鲁迅、郁达夫、田汉，这海报上的五人组合，没有一个在五月四日天安门前的抗议现场。即便在京的冰心和鲁迅，也都没有参加游行；即便参加新文化运动，也不是“主将”。鲁迅的作品代表新文化的“实绩”，但他自称是“听将令”的。一问方才明白，决定此布局的不是官方，也不是学者，是美编。为什么？好看，青年人喜欢。这你就明白，对于文化传播来说，图像确实很重要。

　　活动的开幕式上，台湾师范大学合唱团的学生，穿上五四时期的服装，唱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可一开口，我就觉得不像。因为，此前北大也有一台晚会：“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两相比较，后者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且自认“五四”精神已经融化在血液中，那就是“我们的故事”，让我很震撼。一注重仪表，一强调精神，在影像时代，如何“复活”或“创造”历史，你以为北大肯定获胜，不一定。

　　大陆谈“五四”，那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而台湾谈“五四”，基本上属于“怀旧”，没有那种“壮怀激烈”的感觉。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在如何看“五四”的问题上互相影响。台湾影响大陆的，是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评，尤其不满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陆影响台湾的，是新文学不仅仅属于温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须直面鲁迅等左翼文人粗粝的呐喊与刻骨铭心的痛苦。

　　怎么看“五四”，当然见仁见智。可当我开口评述时，明显是站在大陆学者的立场，比如，强调北大学生更能体会“五四”精神。仔细分析，这或许是“北大视角”造成的，且更多体现北大人的政治情怀及学术立场。再进一步推想，我的这种解读方式，是否与二十世纪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命运相呼应；下一个百年，中国人怎么看“五四”，还像我们一样“慷慨激昂”、“涕泪飘零”吗？或者换一个角度，欧美学人怎么看五四，日本青年怎么看五四，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北京人与外地人、亲历者与风闻者、工农大众与青年学生，其解读“五四”的方式，是否也都不太一样？

　　另外，在世人的记忆中，占据五四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着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这自然没错。可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当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潮”或“学生运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是由学生一辈来完成的。

　　在《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我们勾勒了45名历史人物与“五四”相遇的生命历程，其中包括13位大学生，但师长辈依旧是主体。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中，我论及“回到‘五四'现场”时，曾开列十位当年北京学生(其中北大4人)的回忆文章，目的是让对“五四”感兴趣的读者，从当事人的眼光来解读那一场已成为重要话题及思想资源的伟大事件。今天，我干脆撇开师长，纯粹从“北大学生”的角度，来看待那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