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还到北京医院请曹禺为电视连续剧《张伯苓》题写了片名，是吗？

　　黄殿祺：是的。我专程到北京医院请他题字，他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写完了让我去取，我又专程去取，结果他一时不知道放在哪儿了，找不着了。他夫人李玉茹就批评他的助手。曹禺就说，别说他了，我就重新写吧。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们把他扶起来扶到椅子上，抬到桌子前，他拿出铜墨盒，写了 “张伯苓，学生曹禺”7个字，这时他已经80多岁了，仍然对他的老师如此尊重。

　　记者：曹禺和三位夫人的情况您了解吗？

　　黄殿祺：了解的不多。第一位夫人是他清华的同学叫郑秀，她是爱曹禺的，但因种种原因后来离婚了。第二位夫人方瑞与曹禺非常恩爱，但他们在一起正赶上“文革”，吃了许多苦，不幸去世了。第三位夫人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李玉茹，曹禺晚年一直由她陪伴直到去世。我到上海拜访过她，她还答应过等曹禺故居纪念馆开馆时来天津，遗憾的是她没等到这一天便去世了。曹禺和李玉茹结婚时，邓颖超曾送给他们一封信和一盒糖，信上写着：“曹禺、李玉茹：祝贺你们结婚。希望你们像这盒糖一样甜蜜！”这封信曹禺老师给了我，我问他：“你给我，我能展出吗？”他说：“可以啊，这说明中央领导关心我啊！”现在这封信还保存在天津戏剧博物馆里。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您感觉曹禺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黄殿祺：我认为他是一个专门搞戏剧的艺术家，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但他又是一个老小孩儿。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在北京医院，他有一个平常用的铜制小墨盒，我问他：“能不能把这个墨盒放到天津戏剧博物馆里展出？”他说好啊。然后我们就专门给他买了一套新的笔洗、笔筒、笔架等，都是龙图案青花瓷的文房四宝，到了北京医院来换他的铜墨盒，可他却突然不愿意了，说：“我还没死呢，就要换我的东西！”他夫人李玉茹说：“你上次不是说同意了吗，人家才买这些东西来换的。”最后我说：“你这墨盒我们不拿了，但你这笔筒里还有几支笔，我们可以拿吧？”他说：“这行！”于是我们就取走了他用过的几支毛笔。可是我们为他买的这一套文房四宝后来就放在北京人艺的纪念馆里了。而那个小铜墨盒却不知下落……

　　记者：您觉得很遗憾？

　　黄殿祺：当然。不过现在我很欣慰，因为我们天津终于建成了曹禺故居纪念馆，并且在它旁边还修建了一座小型剧场，即3000平方米的“万公馆歌舞台”，用来上演曹禺戏剧，估计到今年9月曹禺诞辰一百周年时就可以对外开放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多少、好坏，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准。我以为，曹禺故居纪念馆的建成开放，对提升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张星 摄影/翻拍 刘耀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