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界:诺贝尔奖也有局限性 评奖做不到全民共识
编者按
今天，本报刊发的是大型系列策划“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之十三。我们探讨的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问题。
多元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资源的不断涌入，导致了批评实践领域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使当代文学批评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对文学现象有影响的评价，失去了与当下文艺思潮、文学创作互相影响的力量，这也是当代文学批评招致多方批评的原因，是我们此次“重估”最根本的动因之一。“重估”过程中，我们听到过很多批评家对当代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重要性的言说，像丁帆曾说：“没有一个恒定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是对中国文学的根本残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主体的价值理念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那你还怎么去搞文学批评。”那么，文学批评是否有恒定的价值标准？当下有没有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作为个体的批评家面对理论多元、价值歧出的状况应如何自处？……我们继续倾听林建法、赵慧平、张学昕的言说。
赵慧平：我们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创力非常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也可以。
赵慧平：很多批评家，他的前一篇文章和后一篇文章的立场、价值标准、概念范畴都不一致，有时理论相互矛盾，这说明什么呢？
张学昕：陈晓明和肖鹰之间所发生的批评的分歧点和一些争论，有许多地方是由于他们的目光都纠结在对当下问题的考虑。
林建法：文学批评杂志在文学面前应该一视同仁。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好作品主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不仅在格局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因文学理论禁区的不断突破，多元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资源的不断涌入，导致了批评实践领域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使当代文学批评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对文学现象有影响的评价，失去了与当下文艺思潮、文学创作互相影响的力量，因此我们听到了当下文学处于最好时期、当下文学处于低谷这样截然相反的结论。文学批评是否有恒定的价值标准？当下有没有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如何构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作为个体的批评家面对理论多元、价值歧出的状况应如何自处？作为文学现状评价系统中的评奖、评论期刊的选择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都成为此次“重估”中我们要探求的重点，而对《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赵慧平、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的专访，正是寻找这些问题解答的一种努力。
中国现在正在操作的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基本上还处于引进、吸收、模仿、消化阶段，还没有达到在大量吸收引进基础上进行综合和创新的水平，所以我们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创力非常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也可以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在突破了文学反映论等禁锢后，引进了多种思想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建构了自身的价值体系与理论基础呢？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赵慧平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理论资源、思想资源能够和世界同步。他说：“这是文学批评的进步。表现在理论建构层面上，今天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逻辑前提、批评方法、理论架构已经远远比过去丰富与多样化了，这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给创作、给应用性的批评都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是文学批评的原创力。但是，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现在正在操作的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理论资源基本上还处于引进、吸收、模仿、消化阶段，还没有达到在大量吸收引进基础上进行综合和创新的水平，所以我们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创力非常差。 ”
赵慧平认为，我国文学批评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文学批评界所秉承的文学批评理论大体属于四种体系：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理论、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理论、西方传统文学思想理论、西方现代思想理论。
他说：“我们还处于对这四种相对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孤立地接受、阐释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到融合、贯通，进而自主创造的阶段。从专家学者层面的研究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命题，就是建构基于中华民族文学传统、基于中华民族当代的文艺现实，能够吸收容纳我们掌握的世界上所有先进的文学思想理论资源，建构一种反映民族特色、中华民族当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经验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甚至都没真正提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也可以。但是，我还不想把话说得绝对。 ”
文学批评的基本精神，即人文精神。恒定的价值标准是有的，它一定是历史的、美学的。我们关注的文学严格意义上就是美和诗意是怎样产生的
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批评是否有一个贯穿的价值标准？
赵慧平说：“如果单从字面上说，是不存在恒定的价值标准的。因为事物都是在变化的，包括文学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从古到今一直不变的标准。对于价值的理解，不同时代人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文学批评有没有一个贯穿整个文学发展历史的基本精神呢？我觉得这是有的，我是把它放在人的现实存在来理解。这时，文学就是一种人学，它要反映人的存在、人的精神、人的感情。它是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的一种存在方式，这样说的话，文学必须是表现人性的、文学必须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 ”
“所以从广义上说，文学应有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它要受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包括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求文学应该反映出人、人的现实存在、人对自身存在的评价、人的情感，应该反映这种东西，这是基本要求。但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高尚是人性、卑劣还是人性，所以，只说人性我觉得还没有很精确地反映出我们对文学的期待，说人文精神我觉得能够对表述有所帮助。从恒定的角度看，应有一个精神，不是恒定的标准，一说标准就具体了。没有恒定的标准，但有一个基本精神——人文精神。 ”
对此，张学昕认为：如果说，有一个统一的恒定的标准的话，那么文学批评的标准一定是审美的标准，一定是美学的标准。当然，这里具体到文学批评实践的时候，还涉及一个个性化批评的问题。他强调：“恒定的价值标准是有的，它一定是历史的、美学的。无论是在现在的商业消费时代，还是在以往的或今后的任何时代，所谓历史的、美学的这种目光，一定是超越批评家所处的时代的一种视域。文学批评，要对文学提出自己的要求，对作家作品有自己的独特判断，就是要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批评家面对作品的时候，他可能需要把他所处的时代当作一个大的参照系，但与此同时，他一定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参照系，那就是整个人类文学、世界文学的雄阔背景，以及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大的参照系，从这里来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如何超越这个时代。如果你的作品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人性深处的内在状态，写出了这个时代人与社会、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这个时代的灵魂最敏感和疼痛的部分，并在其中赋予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蕴藏着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现实与希望，还能够经过一定时间的历练而穿越时代，特别是，这样的作品还必定是美的，美的、诗性的语言和形式。这样的文本，才是堪称伟大或优秀的作品。批评，在这个时候就要站出来说话。因此，这个标准必须是一种对这个时代深层而深刻的把握。我是对这个时代的文学与批评满怀期待的。 ”
为什么文学能在各个国家互相理解，能共通，林建法认为，它肯定是有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学自身的规定性的。他说：“一个时代确实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不需要那个时代来作参照，一个国家也不需要另外一个国家作参照，它肯定有文学本身固有的价值判断。我们关注的文学，严格意义上就是美和诗意是怎样产生的。美和诗意就区别了其他学科。一个民族不要让别人去认定。一个民族包括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都有不同，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本身的东西，这个很重要。肯定有参照，参照不是绝对，但美是可以互通的。 ”
现在大部分学术杂志已经被市场无形的手操纵了。文学批评杂志，在文学标准面前是一视同仁的。这个标准，就是“好作品主义”
文学评论期刊、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作为传播文学批评、思想的平台，其选择取向、评价标准是最重要的晴雨表。赵慧平认为，现在大部分学术杂志已经被市场操纵。他说：“现在包括很多文学杂志，特别是大学里评价体系的变化，分出来什么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也使得学术杂志受到影响，也在发生变化。实际上学术杂志承担着科学的生产、引导，对批评奠定理论基础的任务，也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界起着引起关注、引起话题、进行总结的作用。对此，编辑首先要有自己的文学自觉，再有是编辑的勇气，敢于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理念并坚持这种理念的一贯性。另外，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的时候了。 ”
张学昕说，文学批评杂志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支点，如果没有批评杂志这个支点，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就会丧失彰显自己的一个有力的平台，丧失凸显自己写作与批评的场地，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所谓“文学式微”的时代。一本好的文学批评期刊，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乃至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真的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关系到批评家的成长，甚至他的批评立场。应该说，作家、批评家和文学批评期刊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平台。
对此，林建法深有体会。他说：“批评即选择。我认为在文学标准面前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持守‘好作品主义’。好作品从哪里来？只能从阅读中产生。我一年要读1500万字以上的作品，长期积累，才有鉴别，才有发言权。对不好的文学现象进行批评，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不存在这个勇气的话，有时候有很多东西会坚持不了。 ”
现实中，我看到很多批评家，他的前一篇文章和后一篇文章的立场、价值标准、概念范畴都不一致，有时理论相互矛盾，这说明什么呢？一说明理论准备不够，二说明大概是被市场左右了在一个理论多元、价值多样、文学创作纷繁的时代，作为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中最基础的个体细胞，文学批评家个体又该如何自处呢？
赵慧平认为有三个方面需要文学批评家作出努力。他说：“第一个，批评家自身确确实实要有一个理论自觉，你自己建立起的文学观，你建立起的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它的合理性、恰当性、科学性要有自己的认识，所以首先要让自己的标准统一起来，当然谁也不能说我20年前是一个标准现在还是这个标准，都在发展，但发展也要看出自身的发展逻辑。现实中，我看到很多批评家，他的前一篇文章和后一篇文章的立场、价值标准、概念范畴都不一致，有时理论相互矛盾，这说明什么呢？一说明理论准备不够，二说明大概是被市场左右了。第二个，批评家应该有学术良心。你认为达到这个水平了，你就说他在这个水平上，你认为他还存在这个问题，你负责任地说出来，千万不要自相矛盾。第三个，应该有勇气。这种勇气，一个层面是学术的勇气。能够在学理基础上创造、创新。一个层面是得冲破话语的语境，当大家都说好时，敢于站出来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现在出现的苗头比前些年好很多，一批批评家是敢于说真话的。 ”
张学昕则从要对文学史负责的角度表达了看法：“我觉得真正的有责任感的批评家，应该向那些能沉静下来的做文学史的学者学习，要有文学史意识。这让我想起当年俄国的几大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很少作一个非常主观的强制性的判断，谈论那个时代文学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严谨的，尽管也是充满个性化的审美分析与判断。包括我在读洪子诚先生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常常只是对刚刚过去的几十年的文学作一个基本的描述，当然，这种描述不是简单的扫描，其中有他对文学文本和发展历程的深刻洞悉。但他绝不会马上给它一个概念，做一个坚硬武断的界定。他在描述、梳理的过程中对文学是有非常深入的判断的，而埋藏在这个判断下面的是审美的、美学的东西。我觉得作文学批评，尤其不能轻易对当代文学的整体或正处于动态发展中的文学现状立即下一个结论，简单的好或不好，真正的高或者低。陈晓明和肖鹰之间所发生的批评的分歧点和一些争论之所以陷入一种不应有的僵局，有许多地方是由于他们的目光都纠结在对当下问题的考虑。我觉得，我们应该像洪先生做文学史那样，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对文学有一个严谨的沉淀性把握。这就涉及批评家的责任、良知、良心甚至文学判断方法等问题。还要有对文学史高度负责的自觉态度，这里涉及的不仅是职业操守的问题，还有批评家自己的精神选择。一些作家、批评家应避免功利性的东西，比如为了获奖而写作，或者为了某种其他东西而写作，这肯定会影响判断力。在这个时代，坚守确实很不容易，作家批评家都一样，要避免一些干扰，竭力避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来做批评工作。 ”
文学奖的影响越来越小，不要把评奖看得那么权威，诺贝尔评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评奖做不到全民共识，甚至做不到多数共识，做不到基本共识
本报刊发的 《肖鹰建议茅盾文学奖评选暂停十年》一文，引起了文化界对文学评奖的强烈关注。
赵慧平对评奖，持着包容态度。他说：“现实应是多样多元的存在。我建议，不要把评奖看得那么权威，我们从学理的角度，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评奖，我们可把某一种评奖看成是表现了某一部分人的批评标准，因为它是有个性的，这样就没有过高的期待了。一个社会里有不同评奖就会有不同的标准，当我们不用权威的观念来看评奖，我们把它降下来，它对我们还是有启发意义的，至少还能用它的标准提炼出一部分作品，引起我的关注。现在有很多选本，和评奖实际差不多，它给我们批评和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念，我认识到，这样同时存在的有几种标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比较。 ”
针对茅盾文学奖等奖项遭遇的批评，赵慧平认为，这些奖项确实影响越来越小，甚至到了公布作品获奖了，也没有引起较多文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去阅读的程度。他说：“影响弱，我理解，究其原因，一方面它不是在有了较广泛的读者基础和评价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评奖遇到实际的困难，比如一年长篇小说创作量有几千部，很难做到这些作品都接触到，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再有就是评选的程序、组成人员的标准等等这些方面的因素。用包容的态度看，就是反映一部分人的观念、价值标准、评价标准。包括诺贝尔评奖，也是拿到评委会上，首先要经过评委马悦然的标准，都是有限的。选本、评奖事实上做不到全民共识，甚至做不到多数共识，做不到基本共识。”那么，为何上世纪80年代可以做到呢？赵慧平说：“上世纪80年代相对来说作品少，整个文学批评的理念标准比较单一，同时这些作品也确确实实多数都能做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情况，具代表性。现在文学理念已经多元化，文学批评的标准建立在不同基础上，也是多元化的，所以很难做到像80年代那样。 ”
林建法认为，现代评奖，也就是100多年的历史，文学都存在几千年了，不是因为评奖与否推动了文学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杰出的作家都不是为拿奖进行创作的，文学是本身生命的内在的东西，而不是通过评奖达到文学的繁荣。他说：“评奖是不是文学繁荣的象征呢？而这个评奖又不能把最杰出的作家、最杰出的作品评出来，带了很多先入为主的东西，所以我对中国的各种文学奖项的评定一直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我曾在《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批评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茅盾文学奖为什么会漏掉那么多杰出甚至是伟大的作品？比如像 《古船》、《九月寓言》、《酒国》、《檀香刑》、《日光流年》、《中国 1957》、《在细雨中呼喊》、《马桥词典》和《心灵史》等新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都被漏掉了，相反，却评上了一些口碑并不算高的作品，这样的奖项，难道不应该被质疑吗？所以在这点上，我非常赞成肖鹰的观点。 ”
张学昕指出：“‘鲁迅奖’也好，‘茅奖’也好，它所建立的绝不仅仅是纯粹文学的权威性，可能是某种氛围、意志，或一个特定的、相对的标准，也许就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某种规定和阅读期待，而不可能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对文学本身的纯正的、审美的判断。你翻阅一下中外文学史就清楚了，大量伟大的、存世的作品，都与任何文学评奖没有丝毫关系。一个伟大的、优秀的作家从来不会为某种文学奖项去写作，得不得奖与他的写作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
本报记者/许维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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