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首届蒋介石研讨会召开始末

　　“我们没有背景，是国家在进步，已经有勇气与雅量对待各种历史观点”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4月10日到12日，一场名为“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蒋介石的故乡浙江顺利举行，这是大陆首次以蒋介石为对象的国际研讨会。

　　这场讨论会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及两岸三地专门研究蒋介石的50余位学者，包括中正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蒋方智怡、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蒋永敬、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川岛真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宋曹琍璇等。

　　“因为规模所限，谢绝了不少要求与会的学者，这是小遗憾。”研讨会组织者、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三次申请历时八年

　　“蒋介石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现在能在大陆地区心平气和地讨论研究，非常不容易。”在研讨会结束时的总结中，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这样感慨。

　　邵铭煌的话说出了众多与会者的心声，此前，很多人都不相信会议真的会在大陆举行，因为放在几年前，学术界想申报有关“蒋介石”的研讨会，根本批不下来。

　　2003年退休的浙江大学教授历史系杨树标是老一辈蒋介石研究专家，他体验过申报蒋介石研讨会的困难。2002年，杨树标去美国夏威夷参加学术会议，一同与会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向他表示，台湾愿意出钱跟大陆合办一个蒋介石的研讨会。

　　回国后，杨树标就举办蒋介石研讨会向有关部门申报了两次。“第一次是从夏威夷回来后，我们以浙江省档案局档案学会的名义向上申报，一年后，我们与浙江省台办一起合作申报。”但是，两次申报都没有成功，“(有关部门)认为打出蒋介石的名字太过明显，不予批准。”

　　2007年1月，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当时目标之一就是召开一次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推动相关研究的交流与合作。”陈红民说。他坦言，当时只是把这一目标看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不过，出乎陈红民意料的是，2009年6月，他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很快即获得同意批复，今年4月会议结束，前后不到10个月，“通常国际会议的周期在一年左右。”

　　在陈红民看来，这次会议申办成功，说明民国史研究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大为改善，它释放出来的信息必将促进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更快的发展。

　　今年1月，陈红民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抄阅蒋介石日记期间，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采访了陈红民。当时记者反复追问他，大陆是不是真要开蒋介石的学术会议。

　　“他们不相信——实际上，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有不相信的，问我们有什么样背景。”陈红民对记者强调，“我们没有背景，是国家在进步。中国大陆学术气度比过去好了很多，对历史问题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有勇气与雅量对待各种历史观点。”他说的这段话最后被《世界日报》刊出。

　　从“险学”到“显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国史研究经历从“险学”到“显学”的突飞式发展，而民国史研究中以蒋介石研究居多。

　　去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十七篇论文中有十五篇研究蒋介石。“蒋介石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讨论民国政治、军事、外交，都绕不过他。甚至，蒋介石研究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国史研究的标尺。”陈红民说。

　　事实上，学术意义上的蒋介石研究起步不久，许多课题有待开发。多年来，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出现，是与“国民党反动派”联在一起，“如何将他回归到个体，将他个人行为与政党行为、政府行为区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陈红民说。

　　陈红民1984年大学毕业，是大陆首批民国史研究生，当时整个民国史研究一片空白，学者手头的研究材料只停留在中共党史，而且长期以来的学术政治化，令很多学者也对蒋氏研究望而却步。

　　1988年，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为写作一篇长达4万字的蒋介石早期思想研究的论文，在图书馆搜寻着布满灰尘的蒋氏资料——这些来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台湾的资料”，只能通过馆内的熟人关系查询内部工作目录卡才能看到。然而这篇论文并没被发表。

　　1992年，作家叶永烈欲在大陆出版新作《蒋介石和毛泽东》，但仅书名就未能通过审查，当时的理由是“作为大资产大买办大官僚的代表蒋介石，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些专家均表示，大陆首届蒋介石研究会的召开，有助还原蒋氏，也有助于加强两岸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