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没有工资收入

　　我从1970年服兵役开始计算工龄，1976年退役后，在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1981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参与创办一家期刊并担任编辑。其间，我有过两个想法。一个是1985年，我认为创办一本只刊登我一个人作品的《童话大王》月刊能有销路；另一个是1986年，我认为创办一本名叫《大灰狼画报》的刊物能得到小读者的逆向思维认同从而占有市场。可是，在向期刊的领导建言后均遭否决。于是，我就在山西省和江西省分别创办了这两个期刊，每家期刊的发行数量都已逾亿册。

　　1992年，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希望使用我的无形资产中国本土原创“皮皮鲁”“鲁西西”等作为商业品牌开拓衍生儿童用品市场。受此启发，我先向我的领导汇报了我的作品里的人物可以进行产业化开发的思路，但得到的又是否定的答复，我便和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签署了协议，授权该公司自1992年起至2002年可以使用皮皮鲁品牌开发衍生产品10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市文联党组马书记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为文联作些贡献，肥水不要都流了外人田。当时我供职的这家期刊每年需要文联拨款十余万元，我表示可以让这家期刊以后不再伸手要一分钱，每年还向文联上交20万。可始料未及的是，编辑部领导闻讯后立刻宣布辞退我，理由是我在外边拥有皮皮鲁品牌公司。当时公司已经成立4年，领导同志还作为嘉宾参加过该公司在北京音乐台开办的“皮皮鲁热线”节目。在我“不为单位作贡献”时，领导和我相安无事。此时却提出辞退我，其中的道理，令人深思。那时，文化单位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单位领导有权解聘下属。实行这样的政策，是为了破除大锅饭，其初衷是好的。但是解聘也能成为领导“秒杀”未必不称职下属的杀手锏。

　　马书记没想到出现这样的局面，派出两位副书记陈先生张女士调解。我还记得一个周末在位于和平门的陈副书记家接受调解的场面，他俩向我转述编辑部领导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继续聘郑渊洁，条件是郑渊洁不能来上班，工资照发。我拒绝了这个条件，之后编辑部停发我数年工资。

　　在距离我的工龄满30年的前一个月(当时有个内部规定，工龄满30年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我办理了辞职手续，将档案拿到街道，拥有了《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求职证》，成为一个没有一分钱退休金和医疗保障、完全靠稿费生存的专业作家。

　　这时，我的唯一收入就是作品的版税。因此，拖家带口的我进入疯狂写作状态，图书销量逐年递增，版税收入也同步增长。我曾经当过5年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专业作家，在北京作协领过5年工资。期间，写不写东西每个月都有工资收入，反倒是我文学创作的最低谷，几乎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从我的经历不难看出，由国家给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有人说作协在中国的存在有一万个理由，但我认为作协需要改革，即作协经费来源应该改革。

　　全国地市以上单位甚至县大多都有作家协会。作家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靠财政拨款，全国县以上单位大约有三千多个，每年用于所有作家协会的经费无疑不是小数。作协的钱做什么？首先是维持作协的日常开支：工作人员的工资、车辆使用、办公经费等等。然后是举办作家笔会、采风、出国考察、文学评奖、给驻会作家发工资等等。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创作者领取工资创作的作品属于职务创作，其著作权归发工资方拥有。现在的驻会作家，每个月都领取工资，可作品出版后，版税完全归作家所有，纳税人如何享有回报？似乎没有。

　　再者，凡是花纳税人钱的单位，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我好像没见到作协的领导出现在各地人大会议上接受代表质询，也没见过作协每年晒账。是不是因为作协很重要，可以享有不必接受监督的特权？如今，和作协一样重要的演出团体和报刊都已在改革大潮中先后“断粮”，自收自支。为什么单单作协可以“例外”？其实，作协完全可以像剧团和报刊那样改制，靠给作家当文学经纪人、维护版权、建立文学基金会等方法自收自支。花自己挣的钱，作协工作人员会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也能花得理直气壮。我接触过各地作协不少工作人员，都非常有能力，如果他们像我当年那样被断粮，肯定能靠智慧为作协自收自支获取办公经费，中国的文学事业或许正可以大展宏图。

　　十年没有一分钱工资期间，两件事我感到有意义，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成为所有中国作家里向地震灾区捐款最多的人，我捐了38万元。2008年12月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我颁发了“中华慈善楷模奖”。2010年4月，我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0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小学新的校园。

　　作家没有工资，可以完全靠版税生活；作协没有财政拨款，自筹办公经费，中国的文学事业岂不是也能大展宏图，更加繁荣？

　　郑渊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