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提出开发西部战略构想 探求西部地区贫困根由

　　胡耀邦和西部大开发

　　1980年2月底，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胡耀邦多次深入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西北、西南地区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

　　开发西部：来自西部调研实践的战略构想

　　1983年七八月间，胡耀邦在对青海、甘肃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后，在青海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说：青海的面积相当于7个江苏，比四川(注：当时包括重庆及所属地区)还大1/4多。青海虽然干旱，但许多地方有丰富的地面水和地下水，一旦开发就可以变成绿洲。全省处于高寒地带，虽然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但正因为高寒，才有牦牛、藏羊、虫草等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减轻高寒的消极影响。青海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供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达2000万千瓦，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得天独厚，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也很大。青海如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这些省区，也都各具特有的优势，都是未来开发的宝贵财富，必将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胡耀邦在对上述省区的考察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了解当地实情，进而提出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性建议。1984年1月，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列举了西南地区蕴藏着的巨大优势：大西南是我们整个国家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云贵川三个省，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9，如果加上西藏的120万平方公里，那就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将近1/4。人口在云贵川三省有1.62亿，占全国1/6。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国情来讲是我们的大后方。特别是资源丰富，是全国少有的能源和重工业基地。水电资源如果加上西藏，占全国85%以上，而且有些地方造价特别低。三省煤的储量有600多亿吨，一年开2亿吨，可以开300年。还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也是蕴藏量比较丰富的地区。60年代搞三线建设，全国投资1000多亿元，西南占了1/3，使得这里有比较先进、强大的工业设备。此外，三省的农业条件好，土壤、气候都比较适宜，吃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林牧业的潜力大，前途更大。从上面的这些条件来看，西南必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基地。我们应该有这个战略眼光。

　　胡耀邦看到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同时也看到了困难和不利的一面。他与当地干部分析：从目前来看，交通闭塞、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的家底比较薄，文化技术程度还不高，是三个主要问题。这就要靠我们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已有的基础上，经过15到20年的努力，为未来的大开发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在贵州说：要从现在起，用15到20年的时间，把云贵川三省建设成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的现代化基地，即是：拥有3000多万千瓦的能源基地，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能满足本地区人民需要的轻工业基地，粮食充分自给的强大的农业、林业、牧业基地。我们要防止两种可能的偏向：一种是认为根本办不到。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悲观思想。这个不对。另一种是认为明年就大上，三年就完成。这叫急躁情绪，也不行。我们把思想端正以后，就要大家力争，长期奋斗。你们西南三省，或者再加广西，大家鼓足干劲，同时深思熟虑地想一想5年怎么走，10年怎么走，15年怎么走，20年怎么走。要看到远景，下个决心，积极开创新局面。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把调研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说：从眼前来看，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发展起来拥有巨大的优势。他从国家长远发展和繁荣富强的战略高度分析后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未来20年、50年的宏伟计划，势必要将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移到西部来。西部地区将是21世纪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巨大基地。中央对于20世纪末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转向西部，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胡耀邦还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在制订“七五”计划时，对西部地区要“适当照顾，稍微优先一下”。

　　1984年初，为加快西南地区的建设和开发，胡耀邦在贵州还找了云南、四川和重庆市的领导来座谈商讨，促成了一个“三省四方经济协调会议”，以加强相互的合作，共同努力。后来，广西也表示要同贵州加强合作。大家商定,这个协调会议的原则是平等互利，轮流坐庄，大家都有否决权。

　　正视现实：探求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的根由

　　开发西部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当务之急是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在西部广大的山区、荒原区和偏远地区，都有一些十分贫困的县、乡，好几千万农民终年处于饥寒境地。胡耀邦在着重考察过这些地方后，几次向中央汇报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老少边穷”这个概念。他认为必须严肃正视几千万人民尚处于贫困境地这个现实，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把切实帮助贫困地区逐步改变面貌，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来认真解决好。

　　1983年，胡耀邦在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座谈时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在这个问题上，一不能怪山区人民，二不能怪下面干部，是我们政策的失误。一定要改变政策，放宽政策。一不能整老百姓，二不能由国家背包袱，而是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还提出了两个“时时刻刻”：“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二是我们考虑问题要时时刻刻记住，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对了头，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研究、解决问题，决不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应该本末倒置。”

　　1986年初，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委34人组成的春节访问组，赴滇黔桂三省区作了为期17天的调查研究。在与三省区领导干部座谈时，胡耀邦说：“平常提老少边穷，还只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困难比较大的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山区，一个是森林区，一个是荒原区。甘肃就是荒原。决策上的主要失误，就是不看条件就向他们要粮食，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之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在深山区、高寒区，他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他的主要劳动对象就是木头、矿产。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

　　胡耀邦还分析说：这些地方，因为祖祖辈辈都穷，所以遗留下了许多精神上、思想上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的思想习惯，是他们走向经济翻身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的这种负担，要从历史上加以理解，要找到一种生动活泼的方法，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负担，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能采取批评的办法，批评没有用。斗争就更不应该了。这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从来就没有富过嘛。还有依赖思想、迷信观点等。只有找到生动活泼的办法，才能使他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变这种精神状态。这单靠思想工作也解决不了问题，要依靠榜样的力量，要依靠活生生的例子、事实。要善于发扬他们的积极因素，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主要是帮助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见到效果。

　　为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胡耀邦认为，要扎扎实实地想些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核心的问题是每年每人能增加收入。他设想，要在中央、省、地市三级找一批责任心很强的人，并且找一些科技干部和先进地区的能工巧匠，到这些贫困地区，采取一带二帮的办法，春天下去，冬天回来，切实工作，帮助农民尽快脱贫。

　　1984年初，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的会议上说：“我们还能帮助老百姓干一点什么事情？我在贵州提出，贵州有一部分老百姓很苦，没有棉絮，没有帐子。现在我们的化纤和棉布积压90亿米，可不可以搞点赊购？搞赊购，分期付款，既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又减少积压，不要国家出钱，你们敢不敢这样干？贵州赞成这个办法。要准备10%的钱收不回来。请你们考虑一下，刺激一下消费，使人家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国庆节。”他的这个主张，获得万里、田纪云等人赞同，主张抓紧在云南、贵州等地实施。不久，胡耀邦到四川凉山地区调查彝族同胞的住房问题，对自治州党委的负责人说：我这次来凉山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寻找解决彝族群众住房问题的办法的。解放已经30多年了，我们国家还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瑶族等几个少数民族同胞的住房条件没有大的改进，现在是到着手解决的时候了。你们要把这件大事放在心上啊！“反弹琵琶”：促进西部地区生态良性循环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多年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山区人民也被迫开荒种粮，到处开垦山区造梯田，事倍功半且不说，更严重的是直接破坏了植被和生态，造成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山区人民不能靠山吃山，不能因地制宜地开展林、牧业生产，而是捧着“聚宝盆”要饭吃，依赖国家救济。为此，胡耀邦在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并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山区经济有了改观。但真正从粮食这个“幽灵”的阴影中跳出来，对于西部地区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胡耀邦认为，对山区来说，对粮食产量不高的干旱地区来说，要跳出单打一抓粮食的思路，来个“反弹琵琶”。他在甘肃考察后说：你们《丝路花雨》不是有一个“反弹琵琶”吗？人们弹琵琶，一般放在怀里，《丝路花雨》却拿在背后弹，所以叫“反弹琵琶”。我看甘肃农业要开花，就要来他个“反弹琵琶”，即把不适宜种粮的山区和干旱的地方种树种草，进而发展牛、马、驴、骡、羊等。牲畜多了，厩肥等有机肥料就多了，此时就能多打粮食。这也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改造山河的正确途径。

　　改变山区贫穷落后面貌，当然还有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解决。胡耀邦认为，全国山区情况千差万别，对山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山区群众要靠山吃山，以山养山，建设山区，搞富山区。要考虑把“封山育林”的口号改为抚山育林、抚山造林，要营林、治林、养林。要端正政策，制订规划，长短结合，以短养长，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现在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山区人民的手脚捆得死死的，什么都不让群众去搞。为什么乱砍滥伐林木和盲目毁林、开垦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多年来，我们总是把矛头对准群众，说人家不守法，整老百姓，结果我们只好把不该背的包袱背起来。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林业部等单位研究起草了相关文件，经胡耀邦审改后，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发布。这便是后来被人们归纳为“反弹琵琶”的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