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

　　1968年，胡耀邦小女儿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不闻不问。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甚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说，小妹每每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两袖清风

　　胡耀邦在个人生活方面，自我要求很严格，一向自奉俭朴，从来不搞特殊化。1960年末，他的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但当地买不到。大队支部书记龚光繁就托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到北京，请胡耀邦帮忙。党支部让他们带上家乡的土产竹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胡耀邦认为，大队为生产和生活买台发电机是好事，答应设法为他们购买。但对于胡耀福二人用公款作路费和带来土特产，却很不满意。他特地给党支部写了封长信，郑重地提出了批评，信中写道：

　　“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我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做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格，退回二十四元，交用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胡耀邦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保持了一生。

　　1989年4月19日，胡耀邦去世后，胡耀福在耀邦卧室见到，硬木板床上铺的褥子打着补丁，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胡耀邦的枕头竟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着旧布。在床头柜上，放着胡耀邦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裹着厚厚的白胶布。胡耀邦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物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色的灰色中山装，一件衣领已经发黄的衬衫，一件已有破洞的毛背心，御寒的棉裤是由两条棉裤缝在一起的。胡耀福手里紧紧抱着胡耀邦的遗物失声痛苦：“兄弟你那么大的官，何解没享过一天的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