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团中央风波

　　另一场更大的糊涂案接踵而来。

　　胡耀邦回到北京休养不到一年，还没过几天平静日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要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以便领导运动健康有序地进行。

　　当时胡耀邦在北京休养，并不主事，虽然仍兼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主事的是常务书记胡克实。胡克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团中央立即抽调了1800多名团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学。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却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越说越严重，说“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历史上只有国民党、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团中央应站在学生一边，但却站在了镇压学生一边。”又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说“三胡(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是糊糊涂涂犯了错误，”毛反驳说，“三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清清楚楚。”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团中央和胡耀邦等是自觉地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本不能原谅。这就把团中央和胡耀邦等人置于了死地，置于“文革”运动首当其冲的地位，加上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一帮人的煽动，大批造反派一齐向团中央冲来，团中央遭到了灭顶之灾。

　　随后，参加中学文革工作组的大批团干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毒打和冲击。就在大家满腹委曲，思想不通，人人自危，惶恐万分的时候，1966年8月13日晚上，某中央常委在工人体育场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说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

　　当时决定改组的单位，都是指已经成了敌我矛盾性质的单位，这就意味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团中央书记处是阶级敌人了，谁还敢不同他们划清界限？谁还敢不起来造他们的反？于是团中央机关干部也都纷纷起来造反，胡耀邦等人则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

　　这又是一桩糊涂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改组团中央书记处，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若只在批判错误路线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一口头决定，显然是极不严肃的。第二，对这样严肃的事情，中央在事先和事后从未发过正式文件，只有口头宣布。第三，这位中央常委8月15日到团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讲到为什么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时，他说：“这几年团中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群众路线走得不够好，过去的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犯有错误，压制了中学红卫兵运动。”团中央这几条错误，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绝对不能得出必须改组的结论；但中央宣布改组时，又有保护和慎重对待之意，大家能跟谁去辩论，去说理呢？

　　耀邦嘴边上经常挂着的两句话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他更强调的是敢不敢实事求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敢于实事求是要付出代价。被关“牛棚”期间，他为外调的人写了上百份证明材料，他写证明就如同给干部作鉴定一样，先写优点、功劳，再写缺点、错误，对每一位被调查的干部都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从不受造反派给外调对象扣的什么帽子的影响。

　　由于坚持实事求是，不承认对他的诬陷，他挨了不少批斗和训斥，吃了许多苦头，甚至被毒打得走不了路，抬不起胳臂。尽管如此，他却至死不悔，铁骨铮铮。他认为不实事求是，终究是要失败的。他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打了十年也未能打倒，这不是说毛泽东本事不大，而是他违背了实事求是。他还曾说过，“四人帮”说我们团中央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不承认，因为这根本就是诬蔑，我们团中央书记处包括我在内，本事就这么大，没有本事制定另外一条青年工作路线，只能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作者系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时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