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规范与八十年代学术思想氛围

　　-靳大成

　　看了王彬彬先生批汪晖的文章，也看了媒体和网络上跟进的贴子，特别是采访中王彬彬先生回敬钱理群先生的那句话，不禁令人感概：昨天的历史刚刚发生，还没过去，就已经被人视而不见，遗忘得差不多了；更何况缺少历史感并不知对历史应抱同情之理解态度的人，只凭几页文字就以为可以进入历史，把握史实，以今度之，妄议过去的历史是非。因搬家数次，我手边恰恰没有《反抗绝望》这本书，就对这部著作的整体评价而言，我同意钱理群先生和张梦阳先生的判断和结论，也还能想起当时汪晖提出这本书中的基本观点后引起的讨论。二十多年来，我个人也是与汪晖争论最多最激烈的人之一，这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史环境与理论研究变化的思想动机作点描述，似乎还有必要。

　　常常会有年轻学人问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学术氛围，对此我感到真是一言难尽。可以简单地说，在经历了新时期前几年缓慢地过渡后，八十年代是一个新的思想观点迭出、人们精神高昂高歌猛进的时代。那时三代人同时登上(前两代是复出)学术舞台，人们有点像是一群长期困居在土地狭小人口密集地方的过剩劳动力，突然有机会闯入一个新的绿洲，于是拓荒者们奋力开拓出了一大片处女地。那被压抑多年的创造力突然迸发出来，大家往往不管自己知识准备够不够，能力行不行，都一古脑儿的要开辟新道路，提出新理论，创建新体系。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则鸣鼓而攻之，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则伸出双臂而拥抱之。今天的人往往很高明地指出那时的人们是多么幼稚、浮躁，却忽略了时代对人的要求和历史对人提出的任务是多么急迫。老、中、青三代人同时迸发出的创造力，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理论命题。他们各自的学术训练，知识准备、思想资源都不同，很多想法也并不成熟，做法也经常不够规范，但是若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会发现那个时代对于新知的渴求，急于摆脱旧知识体系的束缚，简直令人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往前究竟该怎么走姑且勿论，但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下去了。“新知”不仅具有知识更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要满足人们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新”文化的历史需要，要对当下的历史过程给出全新的解释，要给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选择道路，要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做理论准备。

　　我记得刘再复曾说过，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而是研究生带导师。这话怎么理解？要是从学识修养、文章做法、理论功底来讲，当然是导师带学生；但若是从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破除原有的旧观念，大胆、积极地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不断提出新说来看，的确是那几批研究生比导师们更为积极地、激进地推动这个发展势头。当然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稚嫩也惹了不少祸，甚至出了不少洋相。当时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和头几届研究生们，虽然连文章都不太会写，按照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标准来看，不但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满纸飞，连如何规范地引用资料、做注释都不会。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率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引领着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往前走。今天的人，如果得意洋洋地简单地以“浮躁”、“游谈无根”来判断当时的历史正误，以事后诸葛亮的高明对过去人们所犯的“简单的”错误大唱胜利凯歌，就会忽略其中隐含的历史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当时人们的深层社会心理与历史活动的动机。这里略举几例吧。我记得陈平当时讨论中国史与西方史的长文，意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封建制度延续如此长的问题，在光明日报上整整一版连一个注都没加。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年年轻学人的冲劲儿。1983、1984年，由于当时学术界鼓吹“三论”的文章越来越多，已成热潮。我的一位学兄(八三级硕士生)也写了大量用系统论、控制论术语拼装出来的文章。当年我曾经在一个石油化工企业工作过七年多，整天接触的就是仪表、电器和自动化控制等，所以他的文章拿来后，我不像别的搞文学的师、友们说的“看不懂”，而是觉得很平常，而且能看出他对于系统论、控制论术语运用得不准确的地方。我感到他说的不是“文学”，而可以是任何什么东西。像这样一种以简单化了的“三论”生生搬来解说文学，的确令人感到有简单粗暴地炮制文学理论的嫌疑；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当时急于突破传统文学理论束缚、开辟新道路的焦虑心情。这些表现，大概都属于“成长的烦恼”之必经阶段罢，由此可见，当时的我们，可真够生猛的啊！后来我这位学兄在另一个方向的研究上下了功夫，别树一帜。如果我足够认真的话，我会把他后来的这些研究著作找来研究批判，而不会只对他年轻时的习作穷追猛打，抓着不放。

　　这里我只能蜻蜓点水地提一提八十年代影响巨大的一些论述：像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说，李泽厚先生的三部思想史论与《批判哲学的批判》，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论与文学主体性，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对中国思想史的批判，响绝一时，不仅是当时人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有些说法和命题已经被知识界所共享。而1986年那匹“文学黑马”在批判李泽厚与“新”儒家时，那篇著名的论文之不规范，思想混乱，理解错误，知识误用，在在皆是。客观地讲，他这篇文章还算不错的，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试图清算李泽厚-新儒学的“负面影响”。那时在各种沙龙、小圈子里和研讨会上，你听吧，各种发言，讨论，甚至洋洋万言的文章，既有真知灼见，思想火花，严肃的探索，也到处能听到大胆妄言，无根无据地乱说，不由理路，任意生造，那才叫泛滥成灾的真正的文风不正，一句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实，今日又如何呢？)。我们这些初登学术舞台的年轻人，也不能免俗。用钱中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耸人听闻误当成振聋发聩，要是真来重新检索那时的文论，并以今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有相当多的文章得枪毙吧。文论如此，当时我们的很多翻译更是如此。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八九年之后，学界中人立刻开始了“反思”学术思想史的讨论。至少，我和汪晖、陈燕谷、许明、陈晓明、蒋寅、林岗、孙歌、王筱云、肖阳、吴国盛、林大中等同事和朋友们，讨论最多最集中的，就是这个话题。而在当时，为了总结历史，不仅对八十年代的精神现象与学风和文风做了相当彻底的批判，而且也对我们自己在八十年代的表现与行为，包括内心的动机，都做了严格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那时彻夜不眠的争论与交锋，批判与自我批判，决定了后来的思想与学术道路的选择，这场面至今难忘。这个讨论的初步结果，可以看《学人》第一辑上我们的一组笔谈，以及《学人》前几期众人发表的相关文章。此后，学术史讨论热了起来，重新提倡严格讲求学术规范也成了话题。这个讨论最后也引出了邓正来的更进一步的文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规范问题。总之，在总结八十年代的经验教训时，有关学风文风问题只是讨论的一个方面；而我们身处的社会条件、其形成的历史渊源，以及如何从我们习焉不察的学术体制与知识谱系对我们造成的思想局限中走出，等等问题，在当时批判性的思考与争论中，被长时间反复讨论。而重新梳理学术思想史就是我们共同做出的严肃选择。

　　我对汪晖的许多文章有不同看法，包括他提出的“历史的同一性”，他有关章太炎的“个人”概念缺乏深度的观点，以及后来的许多观点，都有一些不同意见和批评。对他文章的“晦涩”，也经常和他争论。他的文章中也有引注不够严格和规范的现象，但这在当时也确是常态，与王彬彬先生所说的“抄袭”和“偷意”不是一回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貌似主持正义，但我有点想笑，它让我想起了曾经很熟悉的文革中大字报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看到他将汪晖的《反抗绝望》说成什么“第一桶金”，我更是立刻笑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暴露出一个人是如何看待严肃的学术活动与名和利的关系？看来八十年代遗留的风气仍得继续清理。汪晖当然也得继续学习如何写作，如何引注，如何做学问。但我倒是觉得，王彬彬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把汪晖成熟后的著作找来读读(这些书在书店里很好找)，回应一下汪晖近十年来提出的那么多重要问题，而用不着对一个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的习作大费周章地上辅导课。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汪晖提出了不少很有见识并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论观点，其态度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这些都值得认真的读者来严肃对待。媒体的新闻效果虽然能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满足时下读者们无聊的好奇心，也能让某些人自觉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论问题就是理论问题，历史解释就是历史解释，仍然没办法轻易绕过去，真想批驳汪晖的理论观点，首先我们得读书，得学习。

　　鲁迅怎样应对“剽窃”指责

　　-肖鹰

　　贾宝玉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浊臭。但是，他又认为女人是会变坏的，而她们变坏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浊气。宝玉如是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红楼梦》第七十七回)

　　按照贾宝玉的沾染学，一个数十年以鲁迅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鲁迅的气息的。然而，近来学界闹清华教授汪晖《反抗绝望》“抄袭”一事，鲁迅研究界几位学者的表现，却让人难以捕捉到鲁迅的气息。

　　据悉，这部以汪晖教授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为蓝本成书的《反抗绝望》，在多位鲁迅研究的权威专家的推举之下，已经被确立为20世纪鲁迅研究的经典著作，是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子们的必读之书。因此，面对王彬彬教授等学者对《反抗绝望》的抄袭指证，鲁迅研究界(尤其是那些曾经推举此书的权威专家)，理应在认真比对所涉文献的前提下，甄别抄袭是非。然而，自王彬彬指证文章见诸报端二十余天来，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任何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对抄袭指证做具体甄别的报道，相反，持续充斥媒体的仍然只是这几位鲁迅研究专家所谓“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抽象言论。

　　在最新公开言论中，在始终未针对抄袭指证做任何甄别的情况下，有专家坚持“抄袭之说不成立”的最终理由就是“如果《反抗绝望》是抄袭之作，那整部书就没有价值了。”(扬子晚报，2010-04-04)无疑，每位学者都有权利为自己认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辩护；但是，既然“鲁迅研究专家”在一定意义上是鲁迅精神的传播人，这几位鲁迅研究专家在行使个人权利为《反抗绝望》作辩护时，就有义务传达鲁迅抵抗虚假、追求真实的精神。鲁迅决不肯“以流言为根据”，“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一生，最痛恨的是“戴着假面”的学者，一定“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鲁迅说：“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鲁迅研究界都知道，1926年，当年的北大教授、论敌陈源(西滢)两度撰文恶意攻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面对这样的恶意攻击，鲁迅的回应是坦诚认真地将真实公之于众。鲁迅在《不是信》这篇长杂文中回应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鲁迅把学术剽窃视作与“男盗女娼”一样是“人间大可耻事”。蒙受论敌这样恶意的污蔑，在他的心灵中是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的，直到十年后(1936)，当盐著和鲁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或日文，“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缷下了”。然而，承受着这样大侮辱的鲁迅，却于伤痛中及时站出来认真负责地澄清事实，不仅据实声明自己著作的学术贡献，而且也坦然说明了自己所受的学术影响，对事实毫无隐瞒。正因为鲁迅的光明磊落及其著作不可磨灭的真价值，作为论敌之一、而又不失公允之心的胡适，才会在鲁迅去世之后，针对苏雪林等人对鲁迅的无理攻讦，仗义直言：“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书信集·中册》)鲁迅在回应抄袭指控时的坦诚负责，是我们面对学术争执时的楷则。他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面目，而且留下了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精神气节——真价值。

　　鲁迅的伟大，是离不开直面真实的。鲁迅的一生，是讲真话的一生，对人对己都毫无隐瞒欺骗。做鲁迅的学生，就是要敢于讲真话。在今天这个可以讲真话的年代，维护汪晖教授的鲁迅研究专家们却不去正视一本学术著作的“抄袭”指责。为了保住一本书的“价值”，而轻易背弃鲁迅追求“真价值”的精神，这是当代鲁迅专家应当表现于公众的“价值理想”吗？

　　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作有一幅题为《形象的背叛》(1929)的油画。画中仅有一只用超级写实主义手法描绘的烟斗。这只烟斗逼真之至，实可以假乱真。然而，画家在画上题了一行字：“这不是一只烟斗。”马格利特说的是事实，虽然极度逼真，画上只有一个烟斗的画像，没有一只烟斗。

　　当代鲁迅的研究据说是以“还原鲁迅”为目标，对于鲁迅其人的细节真实，专家们大概都掌握得巨细无遗了，绘出一幅“鲁迅写真”，当也是超级真实了。然而，在这次“抄袭门”中，几位鲁迅专家集中表现出的对真实的刻意回避，表明鲁迅的精神在他们描绘的这个高度真实的形象上不再流传了。因此证明他们的鲁迅研究，不是沾染学，而是图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