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致远先生在《花源于叶：达尔文与歌德失之交臂》一文(见3月22日“笔会”)中指出，达尔文始终未解花之进化之谜，但其实谜底早被德国诗人歌德揭晓：花源于叶！作者设想，若达尔文读过歌德的《植物形态学》，花进化学史会不会因之而改写呢？但事实上，这一假设并不成立，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如此写道：“自然学者常说头骨是由许多变形的椎骨形成的，蟹的颚是变形的足，花的雌雄蕊是变形的叶子。”(见商务印书馆谢蕴贞译本第340页)可见达尔文知道曾有自然学者提出这一观点，即花源于叶子，头骨源于椎骨。其提出者即是歌德。

　　达尔文在写作《物种起源》时，曾大量阅读前人文献，甚至还包括由传教士引入翻译的汉语文献。显然他不会忽略或错过歌德的观点。但达尔文后面的点评却是：“在大多数场合，像赫胥黎教授所指出的，较正确的说法是头骨和椎骨，颚和足等等并不是彼此在现存状态下从一个变形为另一个的，而都是从某种共同的比较简单的原始构造变形而来的。”(出处同上)这就好比说，人起源于猿，但决不是今天我们所见的猿，正确的说法应是，人和今天的猿都是从一个更早的祖先演化而来。可见达尔文对此问题更有深刻洞察，花和叶子都源于更为原始的类型。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歌德其实深受当时德国思辨哲学的影响，亦即自然界存在一个原型，“原始类型的植物将是世人所看见过的植物中最稀奇的东西，而大自然本身也会因为我发现了它羡慕，有了这样一个模型，而且掌握了打开它的秘密钥匙，人们就能构造出无穷无尽的植物种类来。这些植物将是严格的合乎逻辑的植物。换句话说，尽管它们并不真正存在，但它们是可以存在的。”花源于叶子的设想就是根据这一思路推理得到的。与其说这是一种科学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哲学思辨。在科学上，这种思辨有时可以带来灵光一闪的洞见，但有时却也会带来误导。比如歌德曾执著地认为，白色最为纯净，但事实上，牛顿的光学理论早已对此做出正确解释，白色恰是一种复合的颜色。歌德的光学理论因而沦为科学史上的笑料。

　　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沈致远先生带来的有关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情况，即今天的科学家已从分子遗传学的角度证实了花和叶子的这种同源关系。这才是科学——科学终究需要拿出过硬的证据作为支持。

　　如果说，诗人的想象和思辨哲学家的推论属于“大胆假设”，那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小心求证”。未经求证的假说有成千上万，它们可能很有趣，也可能很有研究价值，但它们都还不是科学。    

    陈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