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值一根洋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与同盟国宣战，驻天津日军开进了英、法租界。

　　失去了租界的保护，日本人更加猖狂，此时他们已经用不着使什么美人计、认干亲这样的迂回战术了，而是直接把陈亦侯请到了宪兵队，美其名曰：参观。一时间，天津市面上盛传陈五爷让日本人抓走了。与此同时，大批的日本兵闯入盐业银行地下金库，打着寻找合适的防空洞，要丈量地下室的名义，把盐业银行的地库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幸好此时金编钟早已转移了，日本人最终无功而返。

　　因为没有丝毫证据，日本人也只得把“参观”完宪兵队的陈亦侯放回了家。此时，全家人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下。就这样，金编钟静静地埋在四行储蓄会库房的煤堆下，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可让老百姓们倍感失望的是，前脚儿日本人刚走，后脚儿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到了。

　　接收大员们借着清查逆产、惩处汉奸的机会，大肆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搞得民怨沸腾。正如当时的一个顺口溜说的那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中央”也同样惦记着国之重器——金编钟呢！曾经让陈亦侯毁了金编钟的吴鼎昌，当然不好意思再问金编钟的下落。但晋商出身的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孔祥熙却以他商人的特殊嗅觉，闻到了金编钟的气息。

　　抗战胜利不久，孔祥熙来到天津。孔的一个秘书曾与陈亦侯是京师译学馆的同学。一天，这位老同学拜访了陈亦侯。

　　陈骧龙回忆说：“他来看我父亲呢，一个是事先打个招呼，孔总长要来了，让我父亲招呼一下天津金融业的同仁们；再有一个就是要探听一下金编钟的下落。”

　　当这位老同学直截了当地提起金编钟时，陈亦侯大发雷霆，拍桌子说：“你们倒都跑了，把这些要杀头的东西，留到我这儿。我问你们怎么办的时候，吴鼎昌告诉我，叫我毁。现在，你们这儿又来问我。”

　　一看陈亦侯急了，老同学尴尬万分地说：“你怎么还是当初那个老脾气，随便的一句话，随便的一句话。”

　　陈亦侯确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陈骧龙说，后来孔祥熙来到天津，召集天津金融业的同业开会。会上一身长袍马褂的孔祥熙在台上讲话说：“大家要爱国，不要用‘洋舶货’。”所谓“洋舶货”就是用轮船运来的外国货。

　　此时，站在下面的陈亦侯搭茬说道：“请问孔总长，轮船运来的不能用，飞机运来的能不能用？”

　　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无不窃笑。大家都知道，孔祥熙家连口红都是用飞机运来的美国货。

　　耿直的陈亦侯当众给了孔祥熙一个难堪。连位居高官的吴鼎昌后来都私下对陈亦侯说：“你没事儿惹他干什么？”

　　陈亦侯脾气就是这么硬，也正由于他的硬，孔祥熙寻找金编钟的企图，不了了之了。

　　刚应付完孔祥熙，以残酷无情著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又找上门来。

　　一天，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拿着一封信找到陈亦侯，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亦侯打开信一看，是戴笠责令李汉元追查金编钟下落的密令。

　　陈骧龙说：“我父亲拿了这封信一看说，这事儿你都知道，你说怎么办？李汉元拿着信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说完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然后说，戴老板那儿我交差。”

　　为什么一个天津警察局长，敢违抗戴笠的命令，替陈亦侯顶这么大的缸呢？陈骧龙告诉记者，李汉元跟他父亲的交情，非同一般。

　　“李汉元虽然是军统的，但是他抗日。日本人来了以后，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目标太大，你躲到我这儿，早晚要暴露。我想办法把你送走吧。就这样，我父亲用银行职员的名义，买了张飞机票，把李汉元送到天津张贵庄飞机场。这个飞机场是法国人开的，工作人员都是越南人，也没人查。李汉元就这么上了飞机，经上海到香港去。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用洋面口袋，装了两百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抗战胜利后，李汉元到我们家还我父亲钱。我父亲坚决不要，说：‘你要这样，就别进我的门。’可以说，他们俩是莫逆之交。”陈骧龙说。

　　此时，陈亦侯有难，李汉元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幸亏，不久以后戴笠就因飞机失事死了，金编钟的事儿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胡宗渊告诉记者，天津光复以后，国民政府曾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凡检举匿金银者，奖给价值的70%，知情不举者罚两倍。这样高额的奖励，对谁都是个诱惑。而曾参与转移金编钟的两名工友杨兰波和徐祥却始终守口如瓶，对外没有泄漏半个字。

　　胡宗渊曾听父亲这样说：“如果这两名工友举报，转眼就能变成百万富翁。他们才是真正的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