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张元还是那个标志性的钢丝爆炸头，只是已经很明显地能从中辨别出白发了。

　　1989 年，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元自筹资金“莫名其妙”地拍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妈妈》，那时，全国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1993年，因《北京杂种》私自出国参赛，张元受到禁拍处罚，6年后，《过年回家》的公映又让他从“地下”回到“地上”。此后，他拍摄了《我爱你》、《绿茶》、《看上去很美》等影片。

　　“拍电影20年，我们真正见证了中国的变化。”46岁的张元这样说。

　　17 年后的今天，张元打算续拍《北京杂种》。他在网上发布了海选演员的消息，寻找那些常住北京、无固定(不用朝九晚五)工作、内心躁动的年轻人，比如和尚、整容的年轻人、改装摩托车的、搞乐队的、模特……新片取名为《有种》，3月14日~4月11日，最终选出的10组人物照片在北京尤仑斯艺术中心展出。

　　一代人年华老去，新一代年轻人又在做什么？这是他的疑问。

　　“我还是有我自己坚持的东西，丢掉了自己的年轻岁月，基本上还是随遇而安，没有什么遗憾。没有什么不满意，也没觉得特别幸福。”他说。

　　张元看上去有些疲倦，新闻发布会现场，他还是不小心睡着了。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对80后的生存状态感兴趣？这次你拍摄的北京年轻人，和《北京杂种》时有什么不同，你之前对这一群体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张元：首先是好奇。我在拍《北京杂种》时，他们(崔健等)都是我的朋友，那时不需要访问，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今天这些年轻人到底还能不能保持他们的个性，能不能在每个人的身上还有特别独特的生命力，这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如果讲不同，我把他们每个人都当做英雄来看。

　　我最大的震惊是他们的生存状况，比我想象的要恶劣得多。这次参加访谈的年轻人，很多成长于破碎家庭，情感的缺失、生存的艰难是我感到最震惊的。

　　我想一个事情的时候，一般先把它想得很美好，但是到最后经常有使我伤感的东西。这次在所有图片中，我发现，笑的人很少，这让我最后选择完图片后也变得很伤感。

　　中国青年报：这次你访问了近200个应征者。你每拍一个电影之前都会做大量的访谈，是不是想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状态？但这200个人其实也是有选择性的，或者说能看到这个应征信息的人也是有固定特性的。

　　张元：我特别相信命运，在那一瞬间有哪个人看到这个消息，他来了，我们就有机会相遇了。我再三强调我不是一个社会学者，我对整体社会结构很难了解，我也不是心理学家，不能帮助别人解决心理问题。但我是一个愿意别人跟我真正倾心交谈的人。对我来说，他们的故事、感情生活，人性部分是我感兴趣的。所以不要认为我有能力用10个人、20个人、200个人代表整个一代人。

　　我希望大家看到，除了大的建筑、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等等这些之外，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一些人这样生活。我可以请他吃顿饭，要让我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要求太高。他只让我感动，只让我动心，只让我的心变得更柔软，但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问题)。

　　中国青年报：这种前期访谈会让你在讲故事时更踏实？

　　张元：我每次面临一个剧情的时候，总不相信是真的。我在编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好奇，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有时我需要证实这个想象力。我在拍《过年回家》时去了17个监狱做访问，也采访了差不多30个女杀人犯，有些是死缓，有些是无期。和王小波写(《东宫西宫》)剧本时，也见了很多愿意站出来的同性恋者。这次我也希望获得一些直接源于生活的故事。生活中的故事永远比编撰出来的精彩一百倍。

　　中国青年报：这次的电影可能还是有些内容不能呈现。就你的经验看，哪些内容可能会有问题？

　　张元：这我还没想过。我一想到这个事就要哭，没有意思，讨论这些没有用，谁也突破不了。就相当于我们一堆小孩在说大人坏话，没有用。

　　电影太应该分级了。我带女儿去看电影，她一直捂着眼睛，害怕。不分级面临着7、8、15岁孩子选择看的电影和成人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尊重问题。有些电影是晦涩的、暴力的、色情的，就不该给孩子看。我不认为我的《东宫西宫》15岁以下的孩子可以看，我认为最好不要看，除了情色外，也比较晦涩。

　　中国青年报：你曾经说过，有一段时间，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参加电影节。你也确实是电影节的获益者之一，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电影和电影节的关系？

　　张元：电影节是大的舞台和平台。演员制片人在上面给大家展示。我过去的确很多时间参加比赛、做评委，那也是我了解世界的过程，也通过这个机会看很多国外电影，在国外销售我自己的影片。电影节就是个市场。现在有的时候还是要去电影节，但有些事一做多了就烦了。现在怕坐飞机。我原来拍那么多短片，现在也不爱拍了。

　　中国青年报：时间上的一个巧合是，1999年你因为《过年回家》公映回到“地上”。这一年，贾樟柯因《小武》私自出国参赛被禁止拍电影。当时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张元：知道。那(《过年回家》公映)是我几年来做的非常坚决的一个决定。1999年电影上映，我是1996年、1997年就开始和电影局不断地沟通认错，写检查、交罚款、交拷贝(影片审查完必须交一个拷贝给电影局作为国家库存——记者注)。这个事必须要做，否则有很多题材我拍不了。我要拍《过年回家》，可是我没法拍，我要去监狱里拍，他们给所有的地方都发通知，不让我拍电影。饭还有的吃，但我没办法说话了，我要沟通。我当年的这个努力，到今天我也没有后悔。

　　中国青年报：但感觉还是不断地有人在重走老路。

　　张元：后来不是又是老路重现了吗？他们也还要再去做检查，也一样的。不管演得多么英雄，最后的路我都知道他们怎么走的，和我一模一样。一样要写检查，一样要送拷贝，没什么区别。

　　我始终认为，电影的力量太小了，就是我们表达的一个方式。“禁”是延续苏联斯大林时代，把电影的力量看得太大了，认为电影是暴动，电影是革命。今天电影能提供给我们什么？就是精神桑拿，就是思索，或者能给你提供娱乐化的工具，有什么必要禁？

　　中国青年报：现在如何再回头重看当时的“地下”阶段？

　　张元：我觉得没错，它给拍电影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事后已经得到证明了。需要这样，不能只有十几个电影制片厂，大家都可以拍电影，这也被证明了。而且很多题材都应该拍，这个以后也会被证明的。

　　拍电影20年，我真正见证了中国的变化。在拍《妈妈》的时候，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那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前些年电影局已经彻底解决了一个方案，就是独立的个人、独立的公司可以申请单项指标，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拍《东宫西宫》的时候，华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电影，而且不能放在桌面上谈这个问题，今天你们的杂志和报纸已经可以放在桌面上谈了；《北京杂种》那个时候，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有点像洪水猛兽，今天北京已经有 1万个摇滚乐队。我觉得，社会还是向人人平等去发展，社会变得更宽容，变得更能容留下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东西。

　　本报记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