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和术应该分开。学是你创造的一套理论，术是学到人家的技术。

　　◎国外有成就的学者讲的都是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这样才能产生大师。

　　◎编一些统一教材，完全没有必要，应该让老师充分发挥学术功力和智慧。

　　———汤一介

　　为何钱学森先生说“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就是说为何生长大师的土壤如此贫瘠？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

　　我们带着这个问号采访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汤一介是国学泰斗汤用彤先生的后人，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的学生。作为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世纪风云变幻的亲历者，汤一介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很有见地。

　　为学术而学术，没有金钱追求，才可能产生大师

　　羊城晚报：汤教授，去年学术界去世的学者中，有不少是您的朋友吧？

　　汤一介：有些人是我的朋友，有些人是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们的课。

　　羊城晚报：学术界很有成就的人一个个都不在了，他们不肯接受被称为大师。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纪念，恐怕就是要完成他们的心愿，努力营造起可以产生大师的好的学术环境。想请您谈一谈，什么才是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

　　汤一介：我觉得人文学科要产生大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他要有浓厚的国学基础，他必须对中国自身文化有深刻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二是他必须对世界上的各种重要的学术潮流有广泛的知识和自己的思考；三是他必须非常关注学术自身，而不是把学术作为其它的工具，比方说作为政治的、赚钱的工具。只有坚持不懈地为学术而学术，才有可能产生大师。

　　羊城晚报：为学术而学术，这是曾经被严肃批判的理念，您现在重提它很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现在的学术环境被认为不能产生大师？

　　汤一介：三个原因吧。第一，我们的学术被割断了相当长的时间，至少有三四十年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去的学术文化全部成为批判的对象；第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世界学术发展的形势不了解，没有学术交流。仅有的交流也只是同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进行的，是完全听命于苏联的教条主义；第三，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虽然进行了改革开放，可是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学者把学术作为争夺地位和金钱的工具，不断发生的学术腐败就是证明。所以，非常遗憾，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学术土壤不适宜产生真正的大师。

　　羊城晚报：您作为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您父亲身上有着作为一个大师的哪些最主要的品质？

　　汤一介：他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没有对金钱的追求。

　　在自由环境之下，学术才能真正发展

　　羊城晚报：现在有人提出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实现学术治校。如果这样，什么样的学者适合做大学校长？什么样的学者适合为学术而学术？您父亲在当北大副校长时，抓的是基建。当这个官他不快活，对他的学术也没有好处。您对此深有体会吧？

　　汤一介：我觉得作为大学校长，跟作为一个学术大师并不能等同起来。因为大学校长应该是有学术眼光的领导者，他的任务是能够培养、提拔、任用学术上非常有成就的学者，帮助其在学校里认真做研究。至于这些有潜力的学者能不能成为大师，主要是看他是否符合我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条件。

　　羊城晚报：胡适先生当年聘请您父亲到北大当教授成为美谈，似乎作为大学校长要有这样一种眼力，能够辨识什么人具备成为未来大师的潜力。现在还有这样的大学校长吗？

　　汤一介：现在的校长们很苦呵，他要听上面的，自己不能够作主。比方说，过去国内外好多大学并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统一的课程要求。我父亲教过四十多门课，都是他自己的教学提纲，按他自己的想法讲。你看国外有成就的学者讲的都是他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这样才能产生大师。现在据说还在编一些统一教材，完全没有必要，应该让老师充分发挥学术功力和智慧。我认为学术不能有指导思想，只能百家争鸣，在自由的环境之下，学术才能得到真正地发展。最重要的是大学校长和各级领导要信任学者，你得放手让他们来发挥他们自己的思想。

　　“胡适没因立场不同而不聘请我父亲”

　　羊城晚报：教育界有一种看法，认为现行教育制度已经成为禁锢学术自由成长的很重要的因素，您对此有何看法？

　　汤一介：教育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教育引导的方向比较急功近利。为什么学校一下扩那么大？就是想更快地取得成果。其实学术不可能更快地取得成果。各个地方都在争着建立大学，其实你想想我们有那么多能力、有那么多老师、有那么多资金办好大学吗？没有。一些地方办大学不是真正为了学术，而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吧。

　　羊城晚报：有一个情况想请教您。从资料上看，我们中国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排第二位，可是其中80%的论文引用率非常低，差不多为零。看起来似乎学术繁荣了，可这种繁荣掩盖了什么样的问题？

　　汤一介：很多论文就是为了评职称。硬性地要求大学老师有多少篇论文、多少本著作才给他评职称，这是非常错误的。刚才谈到胡适聘请我父亲的事情。我父亲 1922年回国后，先是在东南大学当教授，后来胡适看到他的文章，就把他聘到北京大学来了。那时他一本书也没有，只有几篇文章，而且胡适跟他是不同的两派，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而我父亲是“学衡”派的重要成员。胡适没有因为他们的立场不一致而不聘请他。恰恰因为他的学术，就那么几篇文章，他就可以在北大当教授，当系主任，而且在胡适离开北大之后委托他代为管理大学。如果按现在的条件，我父亲那时还不够格当教授。

　　“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信仰危机的原因”

　　羊城晚报：为什么中国学者论文的引用率那么低？

　　汤一介：大概情况是，有些论文只是把国外的学术思想翻译过来就得了，没有新的创造，人家干吗要引用你的呢？所以我常常讲，学和术应该分开。学是你创造的一套理论，术是学到人家的技术。我们学人家的技术还是快一些的，比如造汽车，这个比较容易，也容易产生GDP。可是在科学理论上没有创造，都是跟着人家的理论跑。人文社会科学用的也都是人家的理论。

　　羊城晚报：追求GDP和追求学术自由有矛盾吗？

　　汤一介：GDP当然也重要，但过分看重就把别的东西消解掉了。GDP是一种工具理性，追求经济不断发展，它削弱价值理性，使人文没有价值了，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信仰危机的原因。

　　羊城晚报：是不是在学术界教育界提出一个价值理性的问题，正是对逝者的最好的纪念？

　　汤一介：对。

　　又是清明。怀念的天空早已飘落起纷纷扬扬的雨丝。浓雾中，先哲们拈花一笑而去，那一转身携走的似有还无。

　　我们为何怅然若失？为何急于捡拾起那一片片失落的记忆？因为先哲们带走了属于时代的智慧，也留下了无言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