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边缘”是一个不宽容的概念

　　“我特别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他从来不回避他对于边缘人格的爱慕，他说正是这些人的性格，在不断地被塑造、被建构的时候，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

　　撰稿/燕舞

　　听到“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开幕的消息，第一时间还是想起他2008年年初吸毒被拘。去年9月11日上映的《达达》算是公共艺术家张元重新开始的一个新起点。如果从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个人筹资独立拍摄《妈妈》算起，《达达》正好是张元从影20周年的一个纪念。

　　而如果从《妈妈》1990年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算起，2010年也是其导演生涯中具有节点意义的年份——1999年的《过年回家》标志着张元正式走向“地上”，此前10年他和崔健、余华、王小波、朱文、王朔等人的合作见证了1990年代的文艺变迁；此后10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再次出发，张元筹拍新片《有种》——与他1993年以摇滚明星崔健为主角拍摄的中国首部独立影片《北京杂种》“一脉相承”，聚焦的是当下年轻一代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10位主角是他1月25日至27日从200多名网络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当时开列的条件包括“不在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工作，即使是在小餐馆里稳定地打工也不行”、“有一颗躁动的心，不安于现状，越躁动越好”。张元试图通过这个艺术计划发现“现在‘80后’真正的生活”。

　　10位入选者包括歌者、同性恋、整容者、僧侣、车行伙计等，当然也包括据说是一视同仁地从招募中选拔出的《达达》中的“80后”成都女孩儿、张元女友李昕芸。《有种》的剧本还在修改中，但张元言之凿凿地表示“肯定要公映”。

　　入选的电影主角们的照片构成了3月14日至4月11日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的“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与此同时，UCCA将集中放映张元从影以来的全部电影作品。

　　其实，摄影系出身的张元在早期纪录片《广场》、《疯狂英语》中也担任过自己的摄影；2007年12月11日至2008年1月10日，他在上海首次举行了个人摄影展“影像透视中国——张元镜头下的一个时代”(正是这个影展结束前一天的凌晨发生了吸毒被拘事件)，集中展出《广场》、《金星小姐》、《疯狂英语》和《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等作品的相关图片。

　　聚焦亚文化人群的近似性自然让人会从《有种》想到《北京杂种》。可即使是和拍《北京杂种》时就“一起混过来”的画家刘小东对话时，张元也不愿意或者说讲不出时隔17年的这两代中国青年的差异，只是觉得如今这些“80后”的生存艰辛超过自己的想象。

　　我屡屡质疑，担心他挑选的这些“80后”遮蔽了年轻一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频频出现在影展中的文身、香烟、小猫、吉他等还是有符号化嫌疑，而张元始终强调《有种》需要的是有倾诉欲和一定表演功力的“80后”。

　　20余年来，张元频繁参加的国际电影节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大Party”，“有种:张元摄影新作展”的开幕式也一样喧闹，来的多是把他和刘小东当明星而非艺术家的年轻人，观众无法从海报上那个全是文身图案的青年男子的背影中看到太多“80后”一代当下的生活真相，但当他们被迫侧耳倾听每组照片中对应的视频传出的主人公自述时，“倾听”的隐喻在这一刻便被赋予了真诚的价值。

　　张元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处于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但每到采访最后又忽然有一个小高潮。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没有主动提及“吸毒”二字，但最后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到，他说:“他们(娱乐记者)很多人就只关心你吸不吸毒”。

　　为拍摄更具代表性的普通人，张元称接下来还会拍“基层党支部”。

　　饱经沧桑的年轻人

　　《新民周刊》:我想听听这次10组被拍摄对象以及其他应征者的故事。

　　张元:那太多了。首先，这些来参加的人不论是他们的情感状态还是生存状态，都比我想的要严峻得多。他们很多人已经饱经沧桑，虽然才二十四五岁，可能已经做了十几份工作，有的人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很出轨的事情。

　　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比我们当时的生活要好一点。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包括就业，有很多问题，都特别困难。

　　《新民周刊》:200多个人来应征，你的标准是什么？

　　张元:就是他要传递美给我，或者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按捺不住的特质，不管是纯净的还是复杂的，是娇媚的还是雄壮的，只要能传达一种年轻的美给我，那我就要选择。实现这个艺术的东西，第一步就是实现在图片上，在固定的影像上出现，有的时候图片是很残酷的，它的残酷就在于它虽然是静止的，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每个人流动的故事。

　　《新民周刊》:李昕芸之前是你2009年新片《达达》的女主角，她会和其他入选的9组人接受同样的挑选标准吗？

　　张元:有3个人是自己跳到摄像机前面去说话的，一个是我的摄像师牛涵，还有一个是司机小曾。李昕芸一直在帮我们接待这些人，后来自己也走到了镜头前面去讲述。

　　李昕芸讲的是她和她父亲的一个感情关系，还有她和猫的故事。她的故事和形象本身的特质使我最后肯定，她是“80后”这种状态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听她的故事。她的这些故事我也没听过，人有真正地把自己经历的悲伤或者是心里的故事与大家分享的愿望。

　　《新民周刊》:拍摄的过程呢？

　　张元:每天要工作大概15到16个小时，我还想更深地去听他们的故事。

　　大年三十前一天，覃钰柯(入选者之一)给助理打来电话，他说他在北京整容医院。那天我和孔二狗还有李昕芸、小曾，就一起开着车去了。医院都是空的，我们看到病房里只有覃钰柯一个人。那时候他的鼻子刚做完整容手术，还流着血。那一瞬间按下快门，我不需要听他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的眼睛里有无数的情感和故事要对胶片说。

　　他对自己不满意，一是对自己的情感生活不满意，再一个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还有就是对于自己过去残缺不全的家庭不满意。

　　我觉得这些被拍的人已经是英雄了，我是记录这些英勇行为的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表别人

　　《新民周刊》:就我所了解的“80后”，我不觉得你选的这些人多么有代表性。

　　张元:那我也很冒昧地跟你讲，我选的不是要有代表性的人，因为我不像你们做一个报纸或者杂志，要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些人，我也不想要他们代表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就够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代表别人。

　　《新民周刊》:我身边的“80后”其实有很多还是在按部就班地生活，如果你仔细倾听，他们的故事……

　　张元:之前已经有一个规定了，就是没有机会在大的国家机关里面工作的人，没有机会在大的企业里面工作的人，甚至你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也不希望你来。来的就是今天还处于一个动荡环境、还不知道自己未来、或者就靠自己这双手这点能力去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或者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不然我更没办法选了。

　　我特别喜欢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他从来不回避他对于边缘人格的爱慕，他说正是这些人的性格，在不断地被塑造、被建构的时候，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你千万别轻视这种人性表述的力量，现在全世界对北京的印象都是开幕式、闭幕式、大阅兵，还有你们每天出的很正式的社论和整个的大的新闻。在你们报道的同时，北京还生活着这样一部分人，这些人是什么，只有我们有机会去表达。

　　《新民周刊》: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关注这些边缘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动力？

　　张元:我始终认为人是平等的，这个社会之所以能越来越宽容，就在于有一个基础点，人是平等的。我自己不太愿意用“边缘化”这个词，很多人都是在变化的。没有真正的边缘，边缘是我们人为的不宽容的一个概念。很多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心，实际上很可笑的。

　　“有种”就是觉得有劲

　　《新民周刊》:这10组人中居然有两个乐队？

　　张元: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乐队，他们的故事也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南无”和“庙”都有很强的中国味道，都来自外地。当年拍《北京杂种》时，北京可能只有十几支乐队，据说在今天的北京已经有一万支(另说“几百支”)乐队。

　　这个选择，一个是出于他们的经历，再一个就是乐队表演的音乐的质感和乐队的水平。像“南无”，有一种佛教的感觉，而且表演上有很强的幽默感。“庙”也有中国风格，但是他们在某些表述上又很严肃。

　　《新民周刊》:你能解释一下新电影“有种”这个名字吗？

　　张元:不太想解释，我只是觉得有劲，而且和《北京杂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好听。

　　《新民周刊》:这次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孔二狗，他的书(“东北往事——黑道风云二十年”系列)去年卖得特别火，为什么会选他作为一个合作的编剧？

　　张元:我和他的认识当然是通过看他的书了解他的。你像王朔写过《动物凶猛》，余华写过《许三观卖血记》，而孔二狗的这四本“黑道风云”，不仅记录了一种真实，也描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和情怀，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作家。

　　《新民周刊》:到时候拍，是不是也会是纪实加剧情？

　　张元:可能，还不知道。

　　《新民周刊》:这次，UCCA的首席策展郭晓彦给你的评语是“用构图来解决我们对世界的选择”。据我所知，你在北影本来学的就是摄影，幼年患肾病和气喘时又跟着群艺馆的杨炳昌老师学画画；除了张健这样的“御用摄影师”，你其实也担任过自己电影《广场》、《疯狂英语》的摄影师。

　　张元:张健是我的班长，上大学的第一天就和他上下铺，所以合作也很多。

　　我平时摸照相机也没有快感，只是觉得它在作为我的工具的时候很有意思。有很多人喜欢各种各样的相机，我有一个照相机就够了。

　　我从小想做一个画家，做艺术家是我的一个梦想，也不知道做导演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电影的历史才一百多年嘛，今天拿起相机再去拍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我的理想。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

　　《新民周刊》:你1989年从北影毕业，1999年的《过年回家》才终于走出“地下”，能不能讲讲你所经历的90年代？

　　张元:中国现在最有影响的艺术家过去都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不论是方力钧啊、刘小东啊、岳敏君啊，包括张晓刚啊，都可以说我们是一起混过来的。

　　像崔健啊，包括很多演员，他们第一次上银幕都是我选择的。就是说无形中见证了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不是他们这些人，是我们做的工作。我拍第一部电影《妈妈》，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我们莫名其妙地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前些年，电影局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或者电影公司可以申请单片的电影指标，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

　　《东宫，西宫》也是，这种题材当时是不可以说的。这是华语电影的第一部同性恋电影，那个时候《春光乍泄》还没有，《蓝雨》是几年之后才拍的。

　　社会还是在向着我们讲的人人平等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变得更能容忍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人了。如果倒回到“文革”，我们拍《北京杂种》这样一部电影可能会被枪毙，不是作品被枪毙，是人被枪毙。

　　《新民周刊》:90年代过去了这么多年，你们同辈的朋友，每个人的变化都挺大的，生活可能都有很残酷的一面。

　　张元: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一样，而且起伏跌宕、分崩离析。《北京杂种》里面的一些人像臧天朔，现在在监狱里面，崔健还继续做他的演唱，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歌手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它的残酷性。这没有什么。但银幕在那一瞬间，都记录着他们非常奔放的青春。

　　今天回想那一切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可能会有些起伏，但是没有办法。

　　我在很多方面是拿来被人消费的

　　《新民周刊》:自己的电影作品能为更多的公众在电影院里看到，心态上会有什么改变？

　　张元:没有什么变化，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手工作者，我是一个做电影的，和我过去一样。也可能观念不太一样，原来主要是针对国外观众，后来是国内观众；获取酬劳的方式不一样。

　　我带我女儿去看电影，她有时候一直捂着眼睛。你不分级，就会面临这种情况。这是不尊重孩子。有些电影是晦涩的，有些是暴力的，有些是情色的，不应该给孩子看。国外把这个级分得很清楚，我也不认为我的《东宫，西宫》是15岁以下的小孩可以看的，除了里面有色情的镜头外，还比较混涩，涉及权力、施虐、受虐、控制和被控制之间的关系等。这些不要那么早让孩子知道，他们还可以享受一段天真浪漫的时光。

　　《新民周刊》:这些年你参加了那么多国际影展，也做了那么多影展评委啊、主席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张元:它就像个Party一样，就像过几天节一样，一堆人看一些电影，最后给人评个奖，都是过眼烟云。也并不是哪个电影得了奖它就是真的最好的，不是，最好的电影在你心里；你喜欢哪个电影，你就会给哪个电影奖。

　　《新民周刊》:当年你启用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演员，像赵薇、李冰冰等，现在都是所谓的一线演员了。

　　张元:在我眼里，没有明星，只有好的演员。她成为明星，那就是明星吧。

　　《新民周刊》:我们有的时候对娱乐记者老有一个偏见，会觉得他们就只知道问……

　　张元:他们很多人就只关心你吸不吸毒，现在身体怎么样。

　　如果我算艺术家的话，可能算个公共艺术家，在很多方面是拿来被人消费的。我探讨的题目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探讨。我的思路还是现实主义的，带有社会人情面的。

　　《新民周刊》:你女儿会不会对电影什么的有兴趣？

　　张元:我想她以后会做一个艺术家。

　　《新民周刊》:李昕芸接纳她会有困难吗，她们彼此会接受对方吗？

　　张元:她们挺好的。

　　(吴梦楠和北师大纪录片博士赵谦以及UCCA姜潇、祝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