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周恩来两过重庆青木关

　　抗战时期，青木关是红岩村去延安的必经之路，它又离重庆较近，国民党当局在这里建立一个检查站，安置了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这是进出重庆的第一关，也是最难过的一关。

　　周恩来回延安，必经青木关。袁超俊和吴宗汉两位老人曾对我讲述过周恩来两过青木关的往事。

　　袁超俊老人回忆:

　　1943年6月，我跟随周副主席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随同周副主席一起走的有邓大姐、林彪、方方、伍云莆、孔原等，一共有一百多人，分乘五辆卡车。

　　我们一行人来到青木关，许多军警、特务拦住了车队，要检查。我们随车副官出示了护照和有关证件，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我们周副主席和林师长有急事要回延安，请你们放行。

　　敌特们不放，非检查不可。

　　周副主席跳下车，来到跟前，亲自交涉，请他们放行。但是他们不答应，仍坚持要检查。周副主席火了，生气地说:“要检查就检查吧，我们也没带什么东西。”说完，命人打开几个装文件的箱子让他们看。

　　敌特们七手八脚地翻找起来，当发现国民党的文件时，如获至宝，大声嚷嚷着:“你们为什么带这个？为什么带？”气焰十分嚣张。

　　周副主席眉峰一扬，轻蔑地说:“你们看清楚没有，这是你们参政会发给邓颖超的文件。邓颖超是参政员，文件发给她就属于她的了，她带回延安有什么不可以？”

　　然而，这伙狂妄已极、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们，硬是不放行。

　　周副主席向前迈一步，理直气壮地问:“你们有电话没有？给你们蒋委员长挂个电话，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敌特们听说要找蒋介石，知道事情大了，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蔫蔫的缩了回去。我们车队过关而行。

　　这次多亏了周副主席机智周旋，杀了他们威风，否则我们车队非扣下不可。

　　袁超俊老人的回忆，让我们既领略到周恩来的机智勇敢，也看清了特务们无论怎样嚣张，只要去揭他们披着的那张的虎皮，就都老实了。下面吴宗汉老人的回忆，也揭示了这个道理。

　　这次，周副主席带几个人回延安，车行到青木关，远远就看见一群国民党兵荷枪实弹站在那里。于是车停稳，随行副官走上前有礼貌地与一个国民党军官交涉，“我们是十八集团军的，有紧急任务回延安，请放我们通过。”

　　这个国民党军官蛮横地把手一挥，说:“不行，照章办事，统统检查。”

　　周副主席下了车，对副官说:“让他们检查好了。”

　　这些家伙东翻西找，忙活半天也没发现什么，很扫兴。于是这个国民党军官又把眼睛盯到周副主席手里拎的黑色公文包，说:“把这个打开看看。”

　　副官急忙上前拦住他，说:“这是周副部长，不得无礼！”

　　这个国民党军官傲慢地说:“对不起，兄弟也是奉上司命令，不管是谁都检查！”

　　周副主席满面怒容，大声说:“你们这是故意刁难，我问问何应钦，这是谁的规定？”说完就向装电话的岗楼走去。这个军官一看不好，急忙跑到周副主席面前，点头哈腰地说:“周部长，是卑职对长官的不敬，请多包涵，多包涵，马上放行，马上放行！”

　　周副主席带着大家闯过这一关。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周恩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敌特们竟也这样对他刁难。那么，对我在国统区的工作人员更会怎样呢？曾在重庆办事处做过押运副官的吴宗汉老人回忆:

　　一次，南方局的李涛化名去延安，途中经过国民党一个检查站。尽管他已乔装改扮，但还是被一个认识他的而且眼毒的国民党军官认出来。他看看护照，又打量一会儿李涛，冷笑道:“这个护照是假的，你叫李涛，我听过你的课。”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几个国民党兵蜂拥而上，要扣押李涛。

　　抗战初期的热潮中，在武汉长江局的李涛，确实给这些国民党官兵讲过课。随行的押运副官见李涛已被认出，急中生智走过去，对那个国民党军官说:“不错，他是李涛教官。护照上的那个人因为临时有事去不了，而李教官也正有急事外出，重新上报护照来不及了，就移花接木借用这个护照。既然李教官教过你，你们许多长官又是李教官的朋友，那么，这点面子还不给吗？”

　　这个国民党军官不讲情面，就是不放行。最后，重庆办事处派人出面交涉，才算把李涛放过去

　　有时候遇到刁滑的国民党检查人员，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百般刁难。如果我们言行稍有欠缺，就会被他们抓住没完没了。我就亲身经历一次。

　　那次我们执行任务，在广西河池一家旅馆住宿。夜半三更，闯进来三个国民党宪兵检查。查看我们护照时，发现印章有点模糊，顿生疑心。一个宪兵从口袋里掏出尺子，左量右测，量了半天，阴沉着脸说:“你们护照的印章是假的。”说完就要扣留护照。

　　我一急，从衣袋里掏出两张空白护照，这是临行前李克农交给的，以备急用。我指着护照上的印章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印章都是你们统一印发的，怎么能有假？只不过是盖章时印泥多了点吧，这几个护照都一样！”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另外两个宪兵过来就要抢，大声吵吵:“好哇，连我们军长外出都不许带空白护照，这说明你们有名堂！”

　　我急速把护照揣好，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军长许不许带护照，我管不着，但我们必须带！因为我们车队从桂林到重庆要走十几天，假若汽车抛锚或途中遇到特殊情况，过了护照期限我们怎么走？不带空白护照行吗？要是怀疑，你们打电话查好了！”

　　这三个宪兵想找茬寻事，就往宪兵值班室挂电话。值班的军官又往重庆办事处挂电话查问。重庆办事处告之确有此事，让他们不要小题大做，故意寻事制造矛盾。这样，这个值班军官讨了个没趣，还把睡意搅没了，一肚子气没处撒，在电话里把这几个宪兵臭骂一顿。

　　这时候，隔壁的群众被吵醒，来到我们房间，见他们无事生非很生气，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他们。

　　这三个宪兵折腾了半天，不但什么也没捞着，还碰了一鼻子灰，最后骂骂咧咧地溜走了。

　　老人们回忆当年在重庆的工作，可谓一步一险，我党在国统区的斗争确实是十分艰难的。 吕荣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