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身后的大丈夫

　　——我所了解的陈明

　　记不清什么时候，也记不清是谁，曾用轻蔑的语调对我说:“丁玲嫁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小丈夫。她打乒乓球的时候，把呢子大衣往后面一甩，她丈夫就赶快伸手接住。”就这样，陈明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一幅漫画式的印象。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到北京木樨地22号拜访丁玲，才见到了实际生活中真实的陈明；后来又因为参加中国丁玲研究会的活动，跟担任学会顾问的陈明接触渐多。他虽然身为前辈，但对于我们这些晚辈仍然热情谦和。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使丁玲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稿，上面竟有陈明的笔迹。我即刻悟到，陈明绝不是只会在丁玲身后接大衣的“小丈夫”。

　　其实陈明本人就是一位剧作家，为上世纪观众熟知的电影《六号门》的剧本就是由他改编的。为了完成这个创作任务，他深入天津货站体验生活，时而抬木箱，时而扛麻袋，整整花费了一年心血。影片放映之后，受到观众好评，获文化部1957年颁发的优秀影片证书，片中男一号的扮演者郭振清也因此一举成名。此前陈明出版过唱词故事《平妖记》，与丁玲、逯斐合写过剧本《窑工》；后来创作了反映日伪时期大连码头工人斗争生活的电影剧本《海港生涯》，因剧中有工人逛窑子的情节，被审查者周扬“枪毙”了。又接受了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改编成电影的任务，时运不济，改编本也没有通过。

　　陈明跟丁玲一样，也是一位革命者，著名科学家高士其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丁玲1932年3月在胡也频烈士牺牲后的血雨腥风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8岁；陈明则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6年夏天由共青团(CY)转为共产党(CP)，年仅19岁。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上海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所以，陈明跟丁玲既是因文艺而结合，更是因革命而结合。

　　然而不幸的是，陈明和丁玲是一对“苦命鸳鸯”。陈明告诉我，他跟丁玲1937年8月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相识。丁玲是负责人，称为“主任”，陈明是宣传股的股长。他们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相恋。时至今日，93岁的陈明还记得他们在一家小饭馆谈婚论嫁时坐的那个热炕。陈明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道:“我们两个行不行呢？”当时有人想把丁玲和彭德怀撮合在一起，丁、彭是老乡，丁玲还写过《彭德怀速写》，对彭十分崇敬。但她不愿意做官太太，只想做个作家，所以觉得这事搞不成。

　　在经过一番痛苦和曲折之后，陈明跟丁玲于1942年春节在位于延安蓝家坪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结婚。婚后不久，丁玲就发表了屡遭批判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再加上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之后在南京“幽居”三年的复杂经历，飞蛾扑火般追求真理的丁玲遭受了一系列非常人所能经受的折磨。作为丁玲丈夫的陈明也只在1948年到1954年过上了五六年相对平稳舒心的日子，其余的几十年几乎都是在受株连、遭冤屈的境遇中度过的。

　　1943年延安整风转入审干阶段，新婚不久的陈明和丁玲就被隔离，无法互通音信。中秋之夜，万家团圆，丁玲却孤苦的想念着陈明。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地想着我。”1955年夏秋之际，丁玲被无端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头目，陈明也莫名其妙地被迫写检查，写揭发材料。1957年，原本应该平反的丁玲又被打成了“反党右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陈明随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级别，被发配到黑龙江监督劳动，直到1958年6月，这对患难夫妻才在黑龙江密山悲喜交加的相逢。1961年，陈明摘除了右派帽子，不久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丁玲被涂黑脸，戴上高帽子，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批斗，直至头破血流，浑身青紫。陈明也跟丁玲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夫妻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1970年春天，丁玲和陈明又分别被关进了拘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陈明本是一个守法公民，锒铛入狱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丁玲的丈夫。陈明入狱时已经53岁，为了防止因孤独而痴呆，他坚持在单人牢房歌唱，背诵，练习“遣字联词”，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1975年5月，丁玲获释，陈明也随之获释，真可谓“妇唱夫随”。不过又被发配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当农民，直到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才彻底平反，陈明被错定、错判而受株连的情况才被纠正。其时丁玲80岁，两年后，丁玲去世。

　　人们常说，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往往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反之一个伟大的女人背后，往往也会有一个大男人在支撑。通过长期接触，我感到陈明就是支撑丁玲文学事业上的大丈夫。除了在政治上的信任与支持，生活上的关怀与照顾之外，陈明也是丁玲从事创作的重要助手。早在延安时期，陈明就曾为丁玲收集整理创作素材。1948年10月丁玲在赠送给陈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精装本上题词:“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至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丁玲的肺腑之言，证实了陈明在这部史诗般的巨著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解放后，陈明的所作所为都以丁玲为中心，以致使丁玲一度产生了精神负担。丁玲晚年年事已高，她的作品(包括《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大多经过陈明的修改润饰。丁玲的重要回忆录《魍魉世界》的最后一章也是陈明续写的。《丁玲文集》出版时，陈明也作过认真的校改。不过，陈明都是在丁玲作品的抄件上进行加工，保留了作品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动都得到了丁玲的认可，所以丁玲戏称陈明为家里的“改家”。她风趣地对人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今后研究丁玲的作品，对于陈明付出的智慧和劳动决不可忽视。

　　丁玲弥留之际唯一的牵挂就是陈明。1986年2月12日，刚从昏睡中醒来的丁玲对秘书说:“今天我总做梦，梦见有两条鱼，我一招呼，这两条鱼就合成一条，就是我和爷爷(按:指陈明)。”又托付友人:“我死了，陈明的日子不好过，你们帮他介绍一个对象。”2月14日，医生要为丁玲施行气管切开手术。她喃喃地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听到丁玲生命中最后勉力发出的声音，陈明强忍泪水，俯下身去，在丁玲的额上、唇上轻吻着。

　　陈明今年93岁，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年初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和丁玲五十年》(查振科、李向东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1998年初即开始回忆整理，历时十余年，经过目前跟陈明相依为命的老伴张珏提醒、催促并亲自加工之后始得完成。有人认为，由于陈明的丁玲情结太深，这部陈明回忆录写来写去，不知不觉又让丁玲成为了重心。我想，出现这种重心转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明跟丁玲结合之后，他的生命就一直以丁玲为中心。在他心目中，丁玲是一个值得他用一生去爱的女人，一个值得他终生去帮助的女人。《我与丁玲五十年》这一部口述史，不仅为人间谱写了一曲忘年爱情传奇，而且为丁玲和陈明这两位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留下了一部长期在党内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前些天我逛王府井书店，在畅销书展销柜上看到了这部装帧典雅的书，在现场感受到了广大读者对这部特别的书的特别的欢迎。我想，这会使陈明得到最大的慰藉。

　　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