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采访时，54岁的何建明一直说，他其实是一个业余作家，但就是这个业余作家，在30年中，却写了《湘西探险记》、《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根本利益》、《国家行动》等40部书，其中《国家行动》等8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5部作品被翻译到英美日和澳大利亚，还有2部作品被改编成了日本大学教材；也是这个“业余”作家，曾获得过三届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两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读物奖等奖项。昨日，来渝参加中国作协盛会的何建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角色 劳动模范

　　最痛苦的不是累，是时间

　　何建明说，他不知道自己走过多少地方，采访过多少人。但在文学界，他是公认的劳动模范。据跟随何建明的工作人员介绍，何建明每天都是早上5点就到办公室了，有时候出去采访，一般都是上周5出去，下周一赶回北京，工作十分忙碌。“我现在最痛苦的就是时间！”何建明说，因为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他的写作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有一次我去巫山采访三峡移民，坐的是从北京到重庆的头班飞机，大概是早上8点起飞，我6：00就从家出发了，到重庆 11点过，又接着坐了将近4个小时的车，赶到巫山。紧接着又坐了1个多小时的拖拉机到镇上，1个多小时的三轮车到村里，一天坐了好几种交通工具。到了我要采访的那个村，已经是晚上了，我就在当地一个中学教室的课桌上睡了一会儿，清晨5点就和移民们一起离开了村子，我的《国家行动》的第一个情节就是在那天早上。”何建明说，在采访的过程中，有一次甚至8天没有洗过脸换过衣服，睡觉的地方不仅棉絮是湿的，连窗户都是破的。可面对这样艰苦的写作环境，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说：“我可以不挣钱，不当官，但我不能不写报告文学，我实在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了，我是带着对国家的强烈感情去写作，报告文学使我丢失了生命中许多宝贵的东西，又使我拾回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满足——这种财富和满足就是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回应。”

　　话题 报告文学

　　歌颂也是文学的责任

　　很多人说，现在的报告文学都沦为了文学广告，不过是歌功颂德而已，对此，何建明并不回避：“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除了批评，也有歌颂，‘广告文学’也是一门学问。比如，我并不排斥写企业家，因为在他们身上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何建明说，报告文学是在记录一个时代，有我们批判的，也有我们歌颂的，不能以为歌颂就不是我们文学的责任，相反，这是当代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任务。文学承担着对社会的批评责任，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是建立在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态度，没有了这种态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建设性批评。

　　至于报告文学的现状，何建明坦言为前景感到忧虑。“年轻人写报告文学的太少了，除了太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报告文学不好掌握分寸。”何建明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除了普通读者喜欢看，还要领导干部们能从中受到启发，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所以，报告文学家一定要具备五大素质：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最后才是文学家。

　　观点 重庆文学

　　重庆是产生文学的地方

　　谈到重庆，曾为重庆写过《国色重庆》的何建明十分看好重庆文坛。“重庆有一个诗人叫王顺彬，今年我们社将他的诗集《记忆中的云》推荐给了鲁迅文学奖，我觉得他得奖的几率十分大。”何建明说，重庆不仅有三峡、长江还有红色文化这个大富矿，文化土壤十分丰富，是一个产生文学的好地方。

　　记者 王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