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基于对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敬，一见到新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就立刻买下，连夜通读，读到陀氏向他的夫人、当时的速记员、刚刚20岁的“小鸽子”求爱那段，忍俊不禁，哑然失笑：

　　“小鸽子”帮助陀氏顺利完成了小说《赌徒》，中年丧妻的陀氏生怕这位可爱的姑娘会就此离开，很舍不得，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所以“小鸽子”再来时对她说：“我构思了一部新小说。”“小鸽子”问是什么小说，陀氏说：“一个艺术家，人已经不年轻了，嘿，一句话，像我这个岁数。在他生活的关键时刻，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年纪与你相仿，或者大一两岁。”说来说去，归结到自己身上，问道：“假如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向您倾诉了爱慕之情，并且求您做我的妻子，那么请您说说，您会怎样回答我呢？”“小鸽子”异常激动，其实她也爱上了这位天才的大作家，赶紧说：“那我一定会回答您说，我爱您，而且要爱您一辈子！”

　　这样，虽然年龄相差悬殊，“小鸽子”还是毅然嫁给这位贫病交迫、债务缠身的作家，从此成为陀氏的速记员、秘书、财政顾问和书籍发行人，同时也是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贤内助。他们共同生活了14年，陀氏去世后，34岁的陀氏夫人将其毕生精力献给了普及丈夫著作的事业。人们认为：陀氏后期写出《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更为老熟的作品，他的妻子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难怪列夫·托尔斯泰感叹地说：“假如许多俄国作家都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那样的妻子，那他们就会觉得好多了！”

　　陀氏以小说的方式求爱，可谓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

　　而我大学时也听说过一个另类的求爱。

　　一位同学，人像猴一样矮瘦，又像猴一样精油，所以绰号“猴精”，“文革”时是一派红卫兵小头头。1966年8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回来时见他用一块大手帕包着右手。同学以为他手伤了，连忙过去问。他兴高采烈地说：“哪是受伤啊，是太幸福了！我跟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握手了，为了保护这只握过毛主席手的右手，才包上了手帕。”同学们闻听，羡慕不已，纷纷跑来握他这只握过毛主席手的手。一位漂亮的女同学，从来不正眼看矮个儿男生，也连蹦带跳地过来握。跟别人握时，“猴精”草草了事，一碰即完，跟这位漂亮姑娘握时却紧握不放，满脸真诚，脉脉含情，并自此紧追不放，终于得逞。然而好景不长，没有多长时间，漂亮姑娘就跟他分了手。因为后来悟出“猴精”压根就没有和毛主席握过手。

　　陀氏的求爱方式，是假借虚构的小说，袒露真诚的内心，以假献真，所以凝结为永久的婚姻；“猴精”的求爱方式，却是用貌似言之凿凿的真事，掩盖内心的虚假，面真实假，结果只能被戳穿。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行事的，包括求爱在内，但不管方式如何，都必须是真诚的。而真诚与否，则是由个人的本性所决定，装是装不来的。假的终归真不了，即便一时惑人耳目，迟早也会假相毕露。

　　我在《与李建军论“分内事”书》(《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1期)中，斗胆批评一些文学评论家虽然著作很多，但写的并不是文学论文，而是政治、思想批判，或者是捧场性的颂歌，其实，还没有点破实质。写什么以及怎么写，也是批评家与文学打交道、甚至向“文学维纳斯”“求爱”的一种方式。这也是由自己特有的本性决定的，并不仅仅是技术性问题。长期以来，不少评论家习惯于大批判或唱颂歌，以至养成了一种脾性，对文学本身缺乏真诚和挚爱，而专意谋求另外的东西，所以一落笔就往往出“大字报”。这种只会写“大字报”的先生，倘若求爱，恐怕也会锋芒毕露，不知婉曲、温润。

　　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求爱时，写了一封长信大论俄国革命，之后在信的结尾来了一句“给我做妻子吧”；克鲁普斯卡娅在回信中也大谈了一番理论，在信末加上一句：“好吧，就做你的妻子吧！”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的求爱也与“革命”相联；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以小说的方式柔和深婉地求爱，就在于他本性是一位大文学家，连求爱也文学化了。

　　文学批评不是捺之于地的大批判，也不是抬其上天的大捧场，而是探讨文学本身的规律，与作家进行真诚的交流，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上的爱的互动。为了使文学批评健康化，很有必要清洗一下大批判或大捧场的流毒，使批评家们从本性上多一些对文学的真诚与挚爱，少一些虚假和功利。

　　-张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