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成勋家庙的对门，大理道18号，曾经居住过西北军名将鹿钟麟。对于他的邻居和晚辈而言，晚年的鹿钟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热心老人，邻居记得他热心组织爱国卫生运动，是个搞街道工作的“专家”；而在晚辈的记忆里，鹿钟麟只是一个北京口音的和蔼老人，而他手里总有些好吃的糖果。鹿钟麟早年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在岁月的打磨下，都被锁进了记忆的抽屉，直到他去世多年以后，经常到他家“串门”的孩子已经长成了大人，回忆往事的时候忽然发现：原来鹿爷爷就是那个把溥仪逐出故宫的人啊！

　　五十多岁的谢鸿展是已故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谢天培的侄子。五十年前，还是小学生的谢鸿展常常跟着谢天培到鹿钟麟家做客，由于两家关系走得近，谢鸿展对“鹿爷爷”印象颇为深刻。

　　“我大爷带我去鹿爷爷家的时候，我大概有个七八岁的样子。那时候，鹿爷爷已经生病卧床，每次到他家去，他总是在床上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然后很神奇地拿出各种高级糖果给我吃。我大爷因为个人经历的原因，认识很多国民党时期的高级将领，这些人后来居住在天津，大爷就常常带我去串门。小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爷爷，一个‘杨爷爷’爱集邮，每次去他家都能得到很多邮票；而‘鹿爷爷’家总有好吃的糖果，每次去就能带很多糖。这种优厚的待遇，让我的兄弟姐妹非常羡慕。”回忆起那段往事，谢鸿展高兴地笑起来，仿佛嘴里面又含着童年的糖果。

　　谢鸿展回忆，鹿家当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家里的家具陈设也比较讲究。“进了院子上台阶，进门后先有一个玻璃推拉门，两旁各镶着一张委任状。我记得每一次去他家，我都对这两张委任状非常感兴趣，其中一张是毛主席签发的委任他做国防委员会委员，上面写着‘毛泽东’的名字。我对这张委任状印象特别深刻，而另外一张是谁签发的，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那时候，谢鸿展喜欢去鹿钟麟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电视”。“咱们中国第一台电视机试制成功是1958年，电视机试制成功之后，普通家庭是根本买不到电视机的。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鹿爷爷家里就有一台北京牌电视机，我记得好像是800块钱人民币买的。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并不丰富，只有每周二下午能看到一些节目。所以每次去鹿爷爷家，我就拿一个小板凳，坐在放电视机的桌子前面，痴痴地看电视。鹿爷爷当时已经不太方便自己写回忆材料，我大爷谢天培就帮他整理。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很多材料，也是鹿爷爷和我大爷一起回忆整理的。”

　　“鹿爷爷是北京口音，留小平头，皮肤稍有点儿黑，虽然生病卧床，但精神总是很好。他待人和气，说话的时候总是很和蔼。他喝水的时候不用杯子，而是用一个很小的手把壶。那个小茶壶不是紫砂的，是瓷的，大概是‘万寿无疆’的图案，现在回忆起来，做工应该很是精致。我当时对鹿爷爷喝水的这把小壶非常好奇，回家以后还讲给我的伙伴听。”

　　晚年的鹿钟麟，患前列腺增生和肠癌，反复数次入院医治。这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徐升耀的医生。这位徐医生不仅为鹿钟麟解除病痛，还在鹿钟麟过世后担负起照顾鹿钟麟夫人的重担。“鹿夫人名叫王士苹，一口天津话，人比较胖，身体也不好。鹿夫人很风趣，时常说笑话，鹿爷爷在世的时候，她常常开玩笑说‘看我们住的这地方，对面天天停着救护车，没病也闹腾病了’。‘文革’初期，鹿钟麟已经过世，但鹿夫人仍然受到一些冲击。有一天晚上，我大娘给鹿夫人头上裹了一个大头巾，连夜把她送到了徐医生家里。徐医生家中只有两间平房，他就让自己的四个女儿陪鹿夫人住在大屋，两夫妻带着儿子睡在小屋。就这样，他照顾、保护鹿夫人很多年。”

　　专家支持 张绍祖 金彭育

　　撰文 记者 马樱健

　　摄影 王建一

　　档 案

　　鹿钟麟旧居

　　大理道18号

　　特点：这是砖木结构的2层联排式楼房，属于大理道义生里。线条简洁，朴实无华，设施完善，居住舒适。

　　图 谷雨

　　送溥仪出宫 不当皇帝可参选总统

　　早年参加滦州起义，北京政变推倒曹锟，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迎接孙中山北上，访苏会见斯大林，著名的中原大战……一件件被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中，都写有鹿钟麟的名字。而在他戎马一生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那些战争的场面，而是他在紫禁城里仅用不到8个小时，就让末代皇帝从“天子”转变为“平民”。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鹿钟麟与摄政总理黄郛、北京警察总监张璧、社会名流李石曾一行四人，由北京警卫司令部乘汽车出发，带四十军警，直趋神武门。守卫故宫的清皇室警察，见到突如其来的国民军，惊慌失措，还没有回过神即被全部缴械，听候改编。自神武门一路前行，进入故宫后直入隆宗门原军机处旧址。不久，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来见，鹿钟麟出示了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限绍英两小时内促使溥仪接受指令，废去帝号，迁出故宫，移交各项公私物品。两小时之后，绍英依然拖延，鹿钟麟以炮轰紫禁城相威胁。绍英请求再宽限二十分钟，作出最后决定。

　　这一次，溥仪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决定即日迁出故宫。在他决定出宫的同时，绍英传知大内各官太监、宫女等，发资遣散，各自尽速收拾细软，准备出宫。当时宫内共有太监四百八十余人，宫女百余人。绍英令尚未资遣的各宫太监，仍旧执行职务，宫内悬挂的“宣统十六年十月初八日”的牌示，立即摘掉。溥仪决定移居什刹海甘石桥醇王府。

　　1924年11月5日16时10分，溥仪及其后、妃和亲属等离开了故宫。鹿钟麟在回忆录中写道：汽车共五辆，我乘第一辆，溥仪、绍英第二辆，溥仪后、妃和亲属及随侍人员分乘第三、第四辆；张璧等乘第五辆，由故宫直驶醇王府(清室称北府)。溥仪在醇王府门前下了车，这时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握手接谈。我说：“溥仪，今后你还称皇帝吗？还是以平民自居呢？”溥仪回答说：“我既已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废去帝号，愿意作一个中华民国平民。”我说：“好，你既然愿当平民，我身为军人，自有保护责任，一定要通知所属，对你加以保护。”张璧在旁凑趣地说：“你既是一个中华民国平民，就有当选为大总统的资格。” 到此，我们握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