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京-上海，政权更迭的前兆

　　父亲并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白先勇心中，白崇禧确实是儒将。

　　但居住在重庆的一段日子，每次见到父亲，白先勇都会看到他肃穆的表情。最初是因为白先勇的肺病，后来，战火的温度开始舔舐周遭的空气，父母之间谈论着“贵阳不保”“重庆危急”……困在小房子中养病的白先勇努力想象着外界的战争，排解着内心的压抑。

　　但转变似乎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收音机里传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在庆祝战争的结束，却不知另一场战争的阴云已经漫卷天边。

　　抵抗外族侵略的胜利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安定下来，一场内部的厮杀又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白家又要动身了。抗日胜利了，但命运注定还要迁徙。不过这一次没有那么狼狈。

　　告别愁云惨雾的重庆，白先勇一家来到南京。有雨花台有秦淮河的南京，当然，也是国民党的南京。

　　那里有中山陵，白先勇也去拜祭，一层一层登高，8岁的他感到一种难以说清的肃穆。他还记得，那些前去拜祭的军人们，挺直的腰杆、腰上的配枪、手中的指挥刀和轰雷般的敬礼……这一切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小说中。

　　白家在南京的生活是短暂的。很快，白先勇随全家去到上海。

　　那是座奇特的城市，在战争的创痛中，它始终保持着鲜亮，可以说那里纸醉金迷也可以说活力四射。那有美国爵士乐、好莱坞电影，也有中国京剧和昆曲。

　　那时白先勇肺病未愈，被家人安排在虹桥的一座洋房中。生活回到了寂寥，每日他所能做的不外乎看看金鱼，或和两只小狗玩耍一番。“在上海郊外囚禁的三年，我并未到过真正的访客。”白先勇在日后的文章中如此写道。于是，他开始了阅读，包括《三侠五义》和《金粉世家》。

　　这种寂寞中偶尔也有惊喜。1946年12月，宋美龄在南京小红山官邸举行圣诞派对，白先勇由母亲带领前往参加。

　　随着国共内战逐渐升温，囚于上海一隅的白先勇却终于养好了肺病。1948年左右，在国共战争的高潮时期，白先勇开始重返校园，考入南洋模范小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生活，一到学校，不适应了。”白先勇回忆。他开始发愤读书。

　　父亲白崇禧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很看重，每月仍会查看白先勇的月考成绩单。“我们家孩子的家庭地位是用学习成绩排的。念书不好，没有家庭地位的。”白先勇大笑着说。显然，白先勇的“家庭地位”很高。于是，他有闲暇去租书铺，抱回张恨水和巴金，有时也有鲁迅。鲁迅当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批判和讽刺，并没有让这位国民党高官的儿子感到尴尬，他看不到政治，看到的大多是“阿Q的好玩”。不过，父亲白崇禧要求他读的是《四书五经》或者《前后出师表》，这些闲书白先勇每次都是偷藏在书包里带回家。

　　那时的孩子也不会错过他久违的繁华世界。他开始去国际饭店，看好莱坞电影，生活中终于有了些公子的样子。也在那时，他被家人带去看梅兰芳演出的《游园惊梦》，那首曲子就钻到了他的脑袋里了。从那开始，再没散去。

　　这是上海最后一刹那的繁华，回光返照般。国民党战事节节败退，上海物价飞涨，焦虑的人们提着大量贬值的现钞从街头换回一口饭食。曾经不夜城的景象犹如印在纸上的挂历，瞬间被撕去，露出了惨白的墙壁。1948年9月开始，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基本接连失败。

　　“我能感到大人的那种焦虑。”白先勇回忆着，“大人们在那议论，可能要走了，要走了。”那时候白先勇经常要打背包，熟练得很。“用油布打背包。那时候被褥不好买的，被褥最重要。”白先勇笑呵呵地说。

　　政权更迭的前兆就这样印在了一个十岁孩子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