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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我记忆中的“大江大海”

　　因战局的变化，白家颠沛逃亡的宿命是从桂林这座城市开始的。“我们全家两边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这一跑，就从1944年跑到1949年

　　本刊记者/杨时旸

　　白先勇悄悄掀起窗帘，从窗子望下去，那是白家府中的花园。父母正在设宴，宾客云集，笑声不断，他的哥哥姐姐也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突然间，白先勇觉得自己像个被遗弃的孩子，他偷偷地哭了起来。

　　这是1944年的重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7岁。他因肺结核被隔离在自家宅院后的一个山坡小屋中。从那时起，他开始习惯孤独的生活，习惯从窗帘一角窥探这个世界。日后，那种孤独和阴柔的潮气逐渐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当然，7岁的白先勇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他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总在前线，而自己和家人总在颠沛。

　　当年，长沙、桂林相继失守后，白家随白崇禧从桂林迁往重庆。

　　“那段日子，打仗，革命……”如今73岁的白先勇坐在记者对面缓缓地说。

　　此次他到北大开设昆曲课程，他打算把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世间最美”的昆曲。梦幻瑰丽的昆曲似乎是他颠沛幽暗童年的一个反面。

　　桂林-重庆，逃亡开始了

　　白先勇从自己居住的小房间看到宾客云集的时候，他家中已是安定了不少。彼时，白家在重庆有两处住所，一处为嘉陵江边的嘉陵新村，一处在重庆西郊塘峡口。

　　一到重庆，白先勇便进入塘峡口旁边的西温泉小学就读。“我父亲是个军人，但是很注重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想着让我们到最好的学校去念书。”白先勇回忆。

　　入学后不久，白先勇每日下午开始咳嗽、发烧，随即由其父白崇禧的军医诊断出他的肺结核已到二期。家人推断，肺病是由白先勇的祖母传染，而家中一老一小的肺病其实也与战乱中的颠沛有关。

　　白先勇的童年在桂林度过。青山绿水却也阴气重重，是他对于桂林最初的记忆。

　　因战局的变化，白家颠沛逃亡的宿命也从这座城市开始了。

　　1944年3月16日，白崇禧的母亲马夫人九十寿辰。白家为老人设宴祝寿，蒋介石特派何应钦前往桂林代为祝寿，史迪威、李济深等一系列军政要人、社会名流云集桂林白府。

　　那一天让白先勇感到了这个庞大家族的温暖和热闹。但毕竟在战时，祥和的画面不久就露出了不堪的底色。就在白府正为老人摆酒设宴的当口，抗日战争犹酣，日军已经攻下华中，两月后，长沙失守，1944年11月11日，桂林沦陷。

　　“逃难啊，我虽然小，但是也知道是在逃难。”白先勇叹口气说，“我们全家两边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

　　父亲白崇禧军令在身，只有母亲带领一家失魂落魄的老小踏上旅途。“坐火车。好几层的人，那火车开都开不动，走走停停的。”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公子，这样的境遇已经好于常人许多，虽然没有了安逸生活，但逃退之后毕竟还有大宅落脚。

　　车子蜿蜒着终于抵达重庆。白先勇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座山，然后才发现山上层层叠叠的房子。白先勇说他不喜欢重庆，这阴郁的重庆比不得桂林的山水，而且到处还都是溃败的伤兵和迷茫的路人，大雾笼罩的山城，让少年心情阴沉。在很久以后的回忆文章中，白先勇写道，“对我来讲，重庆是一座相当不友善的城市。”

　　安居不久，白先勇被送到西温泉小学念书，那里多是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的子弟。战事正酣，但作为陪都的重庆隐蔽在重重叠叠的大山之中，无论地理抑或心理，都让避难于此的人们有了暂且的闲暇。生性好动的白先勇和同学们成了朋友。他们在河里游泳，在竹林里纳凉，也战战兢兢地见到了前来视察的“蒋委员长”，听了训话，记住了他的黑色披风和白色手套。

　　突袭而至的肺病却为白先勇画地为牢。他见不到朋友，只有家中两位佣人的陪伴让他感到一丝温暖。“有一阵挺厉害的，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最多出去散散步。”重庆把战火阻挡在外，但疾病也让白先勇的内心封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