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先生的文化人格

　　——读吴中杰《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随想

　　陈歆耕

　　一

　　经常见到余秋雨先生。当然那是从电视上。这是现代传媒给我们带来的便捷，使我们能够从屏幕上一睹名人的风采。但现代传媒也是一把双刃剑，频频曝光给你带来知名度的同时，也将你的毫发暴露在公众面前，使你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公众密切关注的对象，由此丧失个人的隐私空间。因此，韩寒说他不愿上电视，因为这样干“坏事”容易被人认出来。这小子净说大实话。一个人如果成为被“狗仔队”跟踪的对象，他的生活自由度无疑会受到严重约束。我特别同情那些大明星，他们是否离婚、跟谁“拍拖”、生了谁的孩子，都成为媒体和公众的话题，实在无乐趣可言。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如果我说“经常见到余秋雨先生”，就有像当年很多人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有借名人抬高自身身价之嫌了。但我跟余秋雨先生倒是打过一次间接的交道，也许他本人至今还不知道这件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文学报》编前会决定约几位文学、文化界名家撰写观感文章，余秋雨也是被约对象之一。责任编辑打电话给余的助手，说明意图。没有想到，不但遭拒绝，而且其助手说了一些很不中听的话，编辑听了心里十分郁闷。不是因为没有约到余先生的大作。报纸编辑向作者约稿，有的作者因为手头有急事、或无达到编辑要求的积累，说明原因，婉拒约稿也属正常。余先生刚出道时，也曾在《文学报》多次发表文章并参加报社组织的活动，难道“名气一大脸就变”？我得知这一情况，第一反应是“糟了，余先生怎么聘用了这么个助手？这样的‘助手’就怕‘助’不了什么，而且要坏余先生的事的。”余先生多次称他“饱受争议的折磨”，我也很纳闷，以余先生之绝顶聪明，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呢？我认为，按照现代人的理念，余先生应该有一个擅长危机公关的高手，帮助他处理一些作为名人难免遇到的棘手事。聪明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一个聪明的装满知识的头脑，也未必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头脑。

　　想到这件事，是因为刚刚读了吴中杰写的《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刊2010年2月25日《南方周末》)一文。此文引录了文革中上海写作组负责人之一陈冀德给余秋雨的一封信，这封信不仅指出余秋雨是当年上海写作组的成员，而且受命为姚文元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提供资料，并参与撰写过《走出彼得堡》这样的深得张春桥赞赏的重要文章。对当年重要当事人提供的“证词”，余先生大概无法矢口否认了吧？其实，继续与余先生“纠缠”这样的历史，实在没有多大意思。谁能保证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毛泽东就曾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的一位已经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朋友私下里说过这样一句简直也可列入“经典”的话:“错误人人有，不露是高手。”这句话，是对一种复杂的生活现象的生动概括。是人，难免有人性的弱点，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也就难免会犯错。当然，如果“错”到触犯了法律的底线，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属于道德范围的事情，更多的则要靠人的自律。因此，我是极不赞成某个“愤青”指责“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这种“道德绑架”行为，在某种“正义”的旗号下，也是对他人人格权利的一种侵犯。

　　二

　　如果抱持这样的心态，余先生大可不必对他的文革写作组的经历过分敏感和忌讳。公众“争议”中最根本的其实不是余先生参加写作组的经历，而是他不顾客观存在事实的“撒谎”行为。撒一个谎需要许多谎言来“圆场”。是余先生自己把自己陷到十分被动的境地了。这方面，余先生不妨可以学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民意支持率达到70%以上。但这位精力旺盛的年轻总统却因莱温斯基的“拉链门”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个被弹劾、第一位险些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在美国人看来，总统有“性丑闻”当然是十分不光彩的事，但一位总统如果为了遮盖自己的错误而“撒谎”，则是性质和后果更严重的问题。一个“撒谎”的总统不仅仅是人品问题，人们会怀疑他一切行为的可信度，因而他的公信度会产生巨大的危机。一个言行不靠谱的国家领导人会直接危害到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影响到他领导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帮助克林顿度过危机的是他自己，他坦承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取得美国公众的谅解。想想看，经历了文革那场大灾难的人，谁能确保自己不犯错？那是个是非莫辨的年代。在现在看是“荒唐”的行为，当年还以为是最最“革命”的行动呢。想当年，谁能进市委写作班子，那是一种“荣耀”，是个人能力的表现，是仕途腾达的阶梯，有几个人会清醒到拒绝这样的诱惑？那时，上海写作组主管的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和文学刊物《朝霞》，是20多岁的我每期认真“学习”的读物，至于在上面发表文章，那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因此，余先生那段写作组的经历，就如“老鼠怀了大象的孩子”，是多大个事呢？

　　我对余先生十分钦佩。他的学问功底、驾驭文学语言的才华以及一流的口才，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向我推荐他刚出版的《文化苦旅》，称其“通过一杆毛笔，写尽天下文人，煞是了得(指《笔墨祭》)！”我在他的“蛊惑”下也买来一本，可以说是手不释卷地读完了。当时读后最大的感慨是，中国不缺学问深厚的学者，中国也不缺有文学才华的作家，但能两者兼融者寥寥。像唐德刚先生那样之所以能把史著写得跟文学作品一样引人入胜，即得力于兼具两方面的才华。余先生的过人之处也即在此也。这样的人是学人中的翘楚、人中的精灵，不可多得。

　　以余先生的智力和天赋才华，他是完全可以成为不仅让我钦佩，同时也能让我高度敬仰的作家和学人的，遗憾的是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尚未达到一个大家所应有的高度。先说思想，这不仅仅是余先生的问题，这是中国学人和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普通作家和学人，我们可以不作这样的期待。胡适之所以是大家，因为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长啸。而余先生如想成为一代文化宗师，就必须要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和艺术创造上的独特贡献。余先生不乏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新鲜见解，他的《文化苦旅》在散文文本的创新上也有独特建树。但这还不足支撑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峰。

　　三

　　其次，就是人格上的高度。余先生的散文中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的文化人格存在的问题。可他恰恰缺失的就是对健全、高尚的文化人格的修炼。他的“误区”就在以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通过掩饰自己的“错误”而达到完美的境地。从古到今，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的人格处于什么境界，完全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无论是文化大师，还是伟大作家或民族英雄，他们毫不做作地把自己的一切袒露在世人面前。比如，当年有国外友人提议给鲁迅申报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婉言谢绝，认为自己不配，中国也还没有配获此奖的人。他的态度是发自内心的，绝不是一种矫情。历史上有不少人试图把自己不光彩的一面遮蔽掉，往往经不住岁月的淘洗，终究还是要暴露本来的面目。如是一只鸡，就不可能装扮成凤凰。是砂石也不可能变成金子。而白璧上的瑕疵，也不会影响到它整体上的质地和光泽。在现代思想和文学史上都可以称为伟人的陈独秀、胡适，早年人生经历中都曾有过沉沦、颓废的“污迹”，但他们仍然是丰碑式一代大家。

　　余先生虽然“饱受争议”，但这不影响我也不影响很多读者继续钦佩他，拜读他的新作。他新近出版的以与北大学子对话的方式谈中国历史文化的《问学余秋雨》，我照样买来一本，认真拜读。他用形象凝练、轻松活泼又富有思辨色彩的语言解读中国文化史，读后受益匪浅。一个普通的事件和道理，经他的表述倏忽就变得鲜活起来。如他用“纸面上的精神舞蹈”比喻书法，让人过目难忘。

　　丢掉历史的包袱，丢掉别人或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皇冠”，余先生完全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加轻松一些，更加自在一些，更加本色一些，用不着惧怕向公众袒露自己的人生轨迹中曾有的“污点”。“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由此，或许“无心插柳柳成荫”，余先生反能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境界。他在公众中的形象会得到根本改变，让他饱受折磨的“争议”或许就不消自灭。即使有“争议”也大可抛诸脑后，尽管走自己的路去。

　　作者：陈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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