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公寓的柜子里，导演王全安把刚从柏林电影节捧得的银熊奖和三年前凭借《图雅的婚事》夺得的金熊奖摆在一起，偶尔还会拿出来当“哑铃”练练手劲。目前，国内导演中只有他的陕西老乡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拥有同样一对“哑铃”。

　　虽然屡获国际大奖，但王全安低调、温和，平时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他的经历颇具传奇性，最初他是舞蹈演员，因爱上一个法国女友走上电影之路，他和影星余男曾经的十年爱情、合作，也传为影坛佳话。近日王全安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坦言：“不想做一个自说自话的大师，只想做一个拍电影的手艺人。”他透露，自己目前除了忙于获奖影片《团圆》4月在国内上映事宜，还正在筹备一部类似《末代皇帝》的文艺大片。

　　“擒熊”电影都拍得仓促

　　记者：柏林电影节重视政治背景，你先后两次获奖，最主要的因素有哪些？

　　王全安：《团圆》能够获奖，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诚实地讲述了一个家庭的境遇，一个退伍的国民党老兵晚年重回上海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却给妻子现在的家庭带来一系列冲突。这个境遇是因为战争造成的，对柏林这个城市来说，这种境遇有着相似的特殊意义。20年前柏林墙倒塌，柏林人团圆了，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当然，柏林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支持很明显，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直到现在，对中国电影一直有推动作用。对个人来说，我一直想摆脱“东方情结”，让政治背景跟电影不要有太深的关系。“东方情结”不是指中国特色，而是世界对我们的界定或偏见。因为政治背景而被关注，这对导演其实是一种遗憾。我希望电影能超越政治上的偏见，实现情感上的沟通，我一直在做这种努力。

　　记者：《图雅的婚事》、《团圆》算是你的代表作吗？你真正想拍的是什么电影？

　　王全安：这两部电影都不是我积蓄很久拍出来的电影，都拍得比较仓促。当初想拍《白鹿原》没有拍成，就尝试拍了《图雅的婚事》。这就像练功夫，试一下自己的感觉。《团圆》也是这样，本来想拍一部上海题材的电影，发现上海题材很难拍好，就先拍了《团圆》来增加对上海的了解，为将来拍电影做准备。

　　我觉得现在我到了拍电影的最佳状态。之前我对外部环境仍然有困扰，比如艺术片流行批判，但我认为艺术作品要创造美感，一定是赞美的。批判有其局限性，因为好的作品是全人类的，在价值上是共通的。我的电影核心价值是悲悯，而不是批判。

　　和余男分手仍可合作

　　记者：在你所有的电影里，女性都是最重要的主角，面临不同的困境。这一点跟张艺谋有点相似。为什么偏爱女性视角？

　　王全安：我觉得女性对家庭的支撑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艰难的时期。我比较尊重女性。男人做大事，根本上是一种对权力的欲望和野心。但过大的权力并不能让人过得很幸福，我想表达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从人物立意上讲，我跟张艺谋差别很大，他的电影里的女性往往在被男性淹没的世界里挣扎，我更多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她们的感受。

　　记者：现实生活中，从最早的法国女友到合作十年的余男这两位女性对你的电影影响也很大，对吗？

　　王全安：爱情能催发艺术创作。谈恋爱时要赞美一些东西，连平时最没艺术细胞的人也会搞一些艺术式的活动。我觉得在艺术创作上，信仰是第一大动力，爱情是第二大动力。很少有人达到信仰的层次，绝大部分人都在爱情的档次上，我也一样。艺术是想像力、直觉，伴随着情感活动，不是理性的，否则就成了做学问。

　　对我和余男来讲，电影是缘分。我最早是从导演的身份去接纳她，后来产生了感情。她能当上柏林电影节评委，说明我曾经的判断是正确的，这让我很欣慰。虽然我们现在分开了，以后只要有合适的角色，我跟她合作不是问题。

　　不拍商业片我也过得很好

　　记者：现在国内艺术片生存空间很小，第六代导演也大多转型拍商业片。

　　王全安：现在靠电影生存不是问题，不同类型的影片都应该存在。从艺术片来说，一个导演建立了自己的视角，观众就会信任你，轻易改变会伤害喜爱你的人。不同类型的影片在世界观上差别很大，比如张艺谋拍的艺术片多是平民视角，到了《英雄》等商业片却成了帝王视角，否定了自己以前的价值观。我不赞成这样转型拍商业片，除非你觉得钱特别重要。我想这不是迫于生计，为什么要去拍商业片？是为了更大的权力、资本吗？这样做对艺术是很致命的，因为艺术要求诚实。

　　记者：你有机会拍商业片，却坚持拍艺术片，找投资困难吗？

　　王全安：我不会随便去拍商业片，我的生活一直过得很好，比很多商业导演都过得好。我不反对商业片，但希望商业片有好的票房也要有艺术品质。电影毕竟是文化产品，文化意义要比商业更有价值。现在社会流行投机取巧，我们的电影商业模式也过于简单，把成本过多地投入到明星、场面上，而剧本内容却不受重视，投入不合理。

　　我找个上千万元的投资很容易，从电影品质到商业回收也都能控制得很好。从长远角度来看，艺术片也会赚钱。像《图雅的婚事》在意大利就有100万欧元的票房收入，在发行上很成功。我正要拍一部大制作的文艺大片，也会把握好艺术品质。

　　记者：您说现在中国电影不缺乏大师，最缺的是手艺人，具体指的是什么？

　　王全安：做大师比较虚幻，当手艺人就实际多了，就是看你能不能干活，作品是否美观。我希望做一个高水准的手艺人，通过电影讲好故事，塑造有魅力的人物，不搞政治、不讲哲学。如果只是把深刻的思想放在一个烂电影里，那还不如去写博客。好电影应该有美感，还能唤起观众对自身的思考。

　　本报记者 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