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著名历史学家。身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曾和毛泽东同事，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三个阶段。

　　两位教书先生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泽东，二人皆好读书，勤于思考，喜欢新思想，憧憬新生活。闲暇时间，常常畅谈国事、天下事。记得一次毛泽东在周谷城的宿舍，看到他书架上的《资本论》时，还惊讶地问他：“你读这种书，不怕吗？”

　　此时，二人是一对教书匠，有着一样的身份，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两个有共同语言的同事和朋友。这是二人关系的第一阶段。不过后来，这两位教书先生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埋头教书，继续当老师，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一个却投身政治，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此后一别经年，两人再次相见，已经是18年之后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周谷城在会场外见到毛泽东，两人寒暄时，周谷城关切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是拥兵百万、雄踞一方的共产党领袖，周谷城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两人在各自选定的生活道路上，矢志前行，均有所为。

　　周谷城在解放后也说过这样的话：“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大学教授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国家的领袖，周谷城还是一介书生，教书谋生。不过，毛泽东还是很念旧的，虽然日理万机，但他还是总想到周谷城。根据媒体报道的材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至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周谷城见过6次面。谈话的内容则是天马行空，从文学、历史、哲学到人生、政治。两人一起游泳、吟诗、吃饭，像朋友聚会一样。

　　两人的交谈虽然并无一定的主题，但也往往会有新意出现。一次，在谈到革命的曲折过程时，毛泽东感叹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他对自己革命历程的总结。周谷城听后也很有些感触，他信口讲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有时候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泽东反问说：“什么意思？”周谷城解释说：“成功者易于骄傲、腐败、争权夺利呀！”毛泽东沉吟片刻，立表赞同：“你讲得对。”

　　还有一次，周谷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他采纳了周谷城的意见，并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句，于是，这两句文学色彩较重的话，作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来了，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周谷城常以此为例说：“50年代，毛泽东是很能采纳别人的意见的。”

　　两人之间既然是闲谈，话题就纵横无边，走哪说哪。一次，毛泽东突然说道：“我不想当主席了。”这是自言自语，周谷城不明就里，没有接口。毛泽东接着说：“有人说我可以去潜心研究党务，指导国家和世界。你说呢？”这是个问句，周谷城不知该如何回应，沉默片刻，他说道：“那怕不好吧。”毛泽东追问道：“为什么？”这次周谷城没有犹豫，他说：“恐怕人民不答应，人民习惯于喊：毛主席万岁。”这下轮到毛泽东不吭声了，两人枯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声音。继而，毛泽东长叹一声：“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你又不同意。”

　　这恐怕就不是闲聊了，这段对话让周谷城很紧张，回到家里后，辗转反侧，还在思量这段对话，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毛泽东是否接受、满意。许多年后，周谷城才肯定地说：“我的话，恐怕毛主席是听得进去。”

　　关于周谷城与毛泽东的关系外人很感兴趣，周谷城也不避讳，他在课堂上也曾对学生们讲起他和毛泽东一起游泳、吃饭的逸事，常常赢得一片羡慕的目光。

　　毛泽东对于自己和周谷城的关系也很看重。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周谷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会，与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人同在一个小组。毛泽东派人跟他联系，转告让他在北京多住两天，并带给他100块钱。这在当时还是挺多的。不过，周谷城没有听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就回上海了。

　　显然，毛泽东似乎有意让周谷城留在北京。而后，毛泽东还特意和他讲起，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很重要，郭沫若那个科学院偏重于自然科学，还应搞一个社会科学院。”周谷城没有回答。毛泽东还问周谷城说：“文化部，文化部，文化应该是一个大文化，不单单是剧目演出、电影戏剧，是个大文化。你对文化有研究吗？”这次，周谷城回答了：“没有多少研究。”

　　毛泽东也曾告诉上海市的领导说：“我认识周谷城比认识你们早得多。”一次，毛泽东到上海，陈毅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晚饭后，大家一起去小礼堂看戏，毛泽东没有去前排为他准备的大沙发上就坐，而是主动找到周谷城，和他一道坐在中间的一排小椅子上，他还开玩笑说：“我们就甘居中游。”

　　他也曾对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人直言：“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

　　文化大革命后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只讲周谷城的好话，他也曾说过：“我就有几个右派朋友，周谷城、张治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谷城被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这句最高指示解放了周谷城，使得他免受折磨，算是毛泽东对老朋友的最后一次关照。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获知消息的周谷城悲情难耐，赋诗一首，名为《哀悼毛主席逝世》。这首诗被人们认为是周谷城的媚俗之作，说他在拍马屁。据此又衍生出一种观点，说周谷城的史论均以毛泽东的旨意为主，缺少独立性。然而，我们从毛泽东和周谷城交往的过程来看，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周谷城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学者，他的著作和论文都有着鲜明的周氏风格。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可能在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中，会附和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但并非盲从。更何况周谷城的历史著作大都是在解放前完成的。

　　同样，毛泽东是一代伟人，通古达今，对国内外历史有他自己的见解，用不着借用他人之手，抒己之见。只不过，毛泽东喜欢和一些文人、武人交流，指东说西，谈天论地，有话不明说，让你来琢磨话外之音，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他喜欢在武人面前讲文学，谈文化，譬如，他会让许世友将军读《红楼梦》，明知不易，偏要你读，而且，一遍不行，可怜的许司令该怎么办啊！当然，他更喜欢和文化人谈哲学，说历史。会讲一些生僻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这让他有种超越一切的成就感。

　　不过谈归谈，毛泽东并没有在政治上给予这些文人过高的地位，在和他交往的文化名流中，只有郭沫若得到重用，这种现象也引得众说纷纭。不过，毛泽东好像更希望有一些淡如水的朋友，而不是唯唯诺诺的臣属下级。周谷城说：“我没有问毛主席要过一官半职。”当然，毛主席也没有给他一官半职。从这个层面上讲，他们二人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晚年的周谷城对毛泽东是怎么评价的呢？他的儿子周骏羽说：“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他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这辈子毛主席能够把他当做朋友，他觉得蛮光荣、蛮骄傲、蛮自豪。他认为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从一个世界级领袖人物来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和他的伟大来比拟。”

　　身为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周谷城也看到了毛泽东身上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晚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我们党的、集体的。”

　　作为朋友和历史学家，周谷城的这个评价应该是客观的。

　　肖伟俐 (摘自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