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胡耀邦申诉

　　在嶂头村，丁玲为了了解外界的信息，订了《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陈明考虑到丁玲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文字的东西不能看得太多，又给她订了份《人民画报》。

　　1976年，丁玲在报纸上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很悲哀。陈明说，她总还在想，要把《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写出来，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能把这本书给毛主席看，证明自己还是个好党员，还是党的儿女。

　　身在农村的丁玲，了解的政治信息很少，无法准确判断中国未来的局势，但对自己的前途也不悲观。1978年春，当她得知中组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后，就开始写申诉材料。陈明回忆说，材料写好后，丁玲首先想到了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胡耀邦，“因为过去和他接触过，比较熟悉，认为他这个人很正派，很公正”。

　　为此，陈明还特意跑了一趟北京，怕材料邮寄不知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会使事情更加复杂化。陈明记得，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和丁玲很苦闷，有一次就在马路上碰到胡耀邦了。胡耀邦一看到丁玲和陈明，不是那种不屑于、不想见你的表情，而是很愕然，很意外，还跟丁玲夫妇握了手。

　　这次到了北京后，陈明不敢随便找人，打听到胡耀邦住处后，直接找到他家。但胡耀邦那天不在，没有见到人，陈明就把申诉材料留下了。过了几天，中组部一位同志约见陈明，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很忙，丁玲的材料收到了，他看了，他对丁玲向来关心，会好好处理的，你就放心吧。

　　陈明回到嶂头村不久，公社党委书记就来通知丁玲，说是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规定和山西省委的指示，决定给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村里还特意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宣布这件事。丁玲在会上发了言，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作出相应的结论”。“她意思就是说，不是摘了帽子，我丁玲的问题就结束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始。”陈明说。

　　当时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是在丁玲平反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阻力。一些文章在提到丁玲、冯雪峰时，仍沿袭旧说，说他们是右派反党集团。尤其是有一篇谈鲁迅《悼丁君》的文章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大队支书看了就来问丁玲，姚文元是你的儿子吗？丁玲说，姚文元如果真是我的儿子，我还能在你们村子里住着吗？人家是政治局的委员啊！

　　“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是制造舆论啊！就是说，丁玲你就别妄想平反了。有人不希望我们回北京。”陈明说，丁玲有点不服气，为什么都能回北京，偏偏我就不能回？于是就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说她身体不好，要回北京看病。

　　那段日子，丁玲夫妇不停地给中组部写信，给胡耀邦写信，给王震写信，但都没有回音。丁玲心情也受到些影响。那年中秋，村子里这家那家来请吃饭，她也不愿意去。几经努力，中组部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让丁玲回北京治病。

　　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

　　恢复名誉

　　丁玲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给中国作协党组写出了《我的请求》，请求尽快恢复她中断了20多年的党籍。然而让她失望的是，她写给作协的信，远没有她投寄的小说和散文那么容易引起重视。

　　丁玲平反的事，归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处理。陈明回忆说，他们告诉丁玲，你的事解决没有问题，只是对当年的几位领导人还要做点思想工作。每次他们来，丁玲都着急，催问复查结论怎么样了，他们总是说快了快了。

　　几个月后，作协“复查办公室”送来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仍然认为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有变节行为。丁玲自然不能接受，提出保留意见。

　　陈明猜测，大概就是因为丁玲对她的历史结论有意见，她恢复共产党员党籍的事也拖着，没有解决。

　　此后不久，丁玲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让她去参加政协的共产党员会议。那天，她走进会议室，第一句话就说，“我没跑错地方吧？”因为当时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会议召集人周而复说：“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开会。”那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参加党员会，她很激动，还写了散文《“七一”有感》，说：“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

　　尽管恢复党籍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丁玲依然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向往。在一次接受访问时，她这样表示：“1958年我被开除了党籍，早已不是党员了，但我还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努力让自己照一个党员的样子去看问题，对待人和事，对待工作。”

　　直到1984年，中组部才作出《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当天，丁玲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写文章已经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又激荡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