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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回忆丁玲艰难平反路

　　1984年，中组部作出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认为“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明回忆说，看完通知，耄耋之年的丁玲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丁玲(1904～1986)

　　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曾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1928年，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上世纪30年代初加入“左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丁玲被秘密逮捕，被国民党特务软禁，这成了纠缠丁玲一生的政治阴影。

　　其实丁玲并未改变政治信仰，她于1936年逃离南京，并辗转抵达陕北。延安特地为她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誉之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曾担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要职，还发表了有争议的《三八节有感》一文，针对延安存在的隐性歧视女性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因为毛泽东的保护，丁玲才得以在延安“整风”中过关。

　　建国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起丁玲屡遭厄运，先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又被定为右派。毛泽东亲自批判了诸如《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时期受过批评的作品。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而后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达5年之久。

　　1979年平反后，丁玲重返文坛。晚年又被人批判为“左”，丁玲曾说：“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编者按：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结为夫妇。

　　2010年，陈明出版了由其口述的《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书中描述了他陪伴丁玲由“ 红”转“黑”、遭逢劫难，以及平反的过程，为这段起初“不相称”的爱情，呈上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纪念。

　　如今，业已93岁的陈明在北京木樨地的公寓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本刊记者/蔡如鹏 文/周潇枭

　　1975年5月，71岁的丁玲摆脱了牢狱生活，被送到山西农村劳动改造，见到了分别6年的丈夫陈明。她第一句话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接道，“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

　　下放嶂头村

　　如今已年逾九旬的陈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上面”当时没有给他们夫妻俩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每个月还有200多块钱的生活费，“生活是绰绰有余”。

　　初到嶂头村的丁玲夫妇，没打算长住。一年多后，两位老人看没有机会走，才在村里找了一处空置的老院子，修缮了一下，这才算在嶂头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陈明还记得那是一所大宅院，“屋前是个很大的院子，种着几棵苹果树和核桃树。有五间屋，中间三间大屋，两间作为我们的活动室，用于平时吃饭、听广播、看电视或接待客人，另一间做卧室兼书房。”

　　刚到嶂头村时，丁玲除了老毛病腰疼外，还有关节炎、糖尿病。陈明回忆说，从1967年后，他们就很少见面，丁玲“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年岁也大了，身体越发不好了”。劫后重逢，陈明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她的身体搞好”。

　　有一次，陈明听老乡说山药对治糖尿病有好处，就在院子里自己种。丁玲对养鸡有兴趣，陈明就用铁丝网在院子一角围了个鸡圈，养了十几只母鸡，这样鸡蛋也有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丁玲的健康状况也慢慢好起来。康复后的丁玲，首先想到的是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文学创作。

　　陈明回忆说，当时丁玲还想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篇小说的前一部分1956年已经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要继续写作，首先得把原作找来。长治市有个图书馆，陈明就跑去找，没想到还真找到了那一期的《人民文学》，“我真是高兴，立刻就借回来了，想要把它抄下来，抄了之后丁玲再接着写，接着改。”他说。

　　丁玲写作需要纸。嶂头村边上正好有个印刷厂，有很多印地图剩下的边角料。陈明就把这些纸攒起来，打眼，装订成本子。

　　丁玲是名人。很多来嶂头村的人得知她在这里，都很好奇，要跑来看看。最后人实在太多了，弄得丁玲没办法写文章，陈明只好把她反锁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