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俨然成了大秀场。在如浪的质疑中,某些考古学家说什么西高穴2号墓是“曹魏大墓”,近乎没了一丁点儿“学术品格”。
继之,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煞有介事地向全国征集曹姓男子的Y染色体,企图以DNA技术辨别曹操墓的真伪。墓中遗骨让不让你复旦取样?取样中能否得到Y染色体?即便得到能否达到检测要求?一切都是零,面向全国征集曹姓男子Y染色体,不是无聊不是秀,难道还是研究?
退一万步说,从史籍看,曹操与曹姓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征集曹姓男子Y染色体,能有多大的用处?
谁都知道,曹操的爷爷曹腾是个太监,生不了孩子。
曹腾领养了曹嵩,曹嵩有了曹操。曹操的血,不是曹腾的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开头即云:“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曹)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太监头),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曹操与名相曹参,也就是香火关系;全国曹氏,曹参后裔几多?曹操后裔几何?面向全国征集曹姓男子Y染色体,是不是无厘头?
不过“八卦”一下,曹操的DNA可能与夏侯氏有关。
《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曹瞒传》是吴人作品,含有敌对宣传的成分,作为史料不足采信。
《曹瞒传》虽有恶意污蔑曹操的内容,但说他是夏侯氏之子,似乎也没什么污蔑。夏侯氏是汉初名将夏侯婴之后,也是高贵血统。就是污蔑,为什么非说夏侯氏之子?血统问题是大问题,似乎不会杜撰。更耐人寻味的是,《三国志·魏书》将诸夏侯与诸曹合传,是不是陈寿的一种暗示?陈寿对曹操的身世,恐怕是清楚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之所以说曹嵩“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也许是遵守某种“保密纪律”;但他不说又心里痒痒,是故将诸夏侯与诸曹合传。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只是想说:就是Y染色体了,还是不能解决曹操墓的质疑,还会继续落入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先生早就设好的“安全套”——中新社石家庄(2009年)12月31日电(记者牛琳):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与安阳隔河相望的河北邯郸则表示:曹操墓更有可能在漳河北岸的邯郸,安阳发现的或为夏侯墓……“曹操墓不是孤墓而是群墓,如果这座墓不能确证为曹操墓,而是陪葬墓的话,极有可能是曹操最亲信的大将夏侯的墓。”刘心长说。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我还想说:无论是现代考古学,还是现代人类学等,都不可能穷尽质疑;而完全相信现代科学,就必然走向科学的反动,陷入危险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厘清史料与碑刻等,是消弭与穷尽诸方质疑的关键。
不因别的,只因中国史家与中国先民是这个地球上最棒的史记者。
魏武帝陵在西高穴村
DNA技术辨别曹操墓真伪?Y染色体是否写着曹操的名字?只要不写,只靠DNA技术,还是不能确认西高穴2号墓是曹操墓;别说DNA,就是克隆出个大活人,只要他脸上没刺着曹操的名字,依然不能确认西高穴2号墓就是曹操墓。
概而言之,“DNA曹操”不能辨别曹操,只能制造垃圾。
什么是真正的学术?
“内行”们不妨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向一位“外行”、一位农民学习学习再学习。
龙振山,男,64岁,是土生土长在一个有6000年历史的古村落的农民——他的村庄渔洋,与西高穴村毗邻。
他不懂现代考古学,更不懂Y染色体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就是这位农民,在中国人乃至中国学界千年寻找曹操墓的进程中,为曹操墓之所在,第一次明确地画定了一个“点”——曹操墓在西高穴村。
一切都是从《鲁潜墓志》开始的。
龙振山甫一听说徐玉超发现《鲁潜墓志》,就向徐讨取拓片。
龙与徐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好朋友,徐不能不给龙面子。但给龙拓片吧,又会泄露“魏武帝陵”的天机。
想来想去,徐玉超还是给龙振山弄了个拓片:拓片是用铅笔拓在两张孩子的算术纸上,鲁潜墓中状写其与“魏武帝陵”空间关系的“一千四百廿步”、“一百七十步”、“四十三步”、“二百五十步”等,留白未拓。
不见关键数字,自然无法深入研究。
好在徐玉超1998年5月14日将墓志移交安阳市文物局,随即《中国文物报》于当年6月28日刊发《安阳出土十六国后赵鲁潜墓志,具体标示曹操陵墓位置》的报道,并将《鲁潜墓志》以新闻照片的形式公之于世。
《鲁潜墓志》公之于世,“内行”熟视无睹,只有可怕的沉默。与“内行”们今天在西高穴2号墓上的大“秀”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子不语”,倒为龙振山留下了一个说话的空间。
“我就此写了篇学术论文,投给了《华夏考古》。”龙振山说,“其间三易其稿,数易寒暑,还让当地政府盖了个公章,人家才肯刊发。一个农民,发篇论文,真难,难于上青天呀!”
而今,与《华夏考古》编辑的来往信件乃至信封,端正地夹在龙的资料夹里——另外,还有徐玉超给他拓的隐去相对距离的《鲁潜墓志》拓片和《中国文物报》刊发“鲁潜墓志”的报道等。
龙振山在《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中写道:该墓志中所提到的“魏武帝陵”,是一代枭雄曹操之陵墓。有关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阳。二月丁卯,葬高陵。”晋朝陆机的《吊魏武帝文·遗令》也说曹操被“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通鉴·魏记》云:“高陵在邺城西。”而鲁潜墓志出土地——高穴村村名,最早见于地方志《邺乘》(明代《彰德府志》)。该村现分为东、西两村。但其名之来历,应在魏晋时期,传说中就是高陵之穴的意思,说明高穴村可能和魏武帝陵有着某种内在关联。
地方志《邺乘》和《河朔访古记》(元人纳新著)都有相似的记载,即“西陵即高陵也,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回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今西高穴村一带正位于古邺都西三十里、西门豹祠西面,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村西北约0.5公里处,有东西两块土地,东边的名为大城岸地,西边的名为小城岸地。鲁潜墓志就出在小城岸地。近年来,这里出土大型瓦当和宫门上的镀金铜泡、铜铃等……说明此处原有非民用建筑,或许这些建筑就与魏陵有关。
龙振山先生不但推断西高穴村与魏武帝陵存在关联,更依据《鲁潜墓志》绘出《鲁潜曹陵墓区示意图》,标出了曹操墓位置之所在。只是《华夏考古》未予刊用,2004年安阳《殷都学刊》再刊《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将《鲁潜曹陵墓区示意图》一并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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