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眷村不了情

　　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宝岛一村》所引发的话题都有其公共性，因为，这“光阴的故事”中，不仅有名人、美食和政治，还有更重要的，是不了的两岸的亲情。

　　记者/何映宇

　　舞台上，简单的布景，几张桌椅，衣服古旧的男女，演的，是他们父母那个年代的故事。

　　在《宝岛一村》里，万芳从18岁演到六七十岁，时间跨度很大，看得出来，像当年唱《新不了情》一样，这次演出，她也饱含了感情。

　　作为眷村的女儿，她对那一段往事无法忘怀。对于万芳这一代人来说，眷村并不遥远，这是他们童年的记忆，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从战争到和平，眷村，正在逐渐走入历史，但谁能将它遗忘？无论是欢声笑语还是悲情啜泣，都在我们心底沉淀，犹如一场戏，戏梦人生。

　　王伟忠:“眷村是我的灵魂”

　　这出戏的编导是赖声川和王伟忠。赖声川不是在眷村长大的，王伟忠是。

　　所以，《宝岛一村》更多代表的，是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的眷村情。“眷村是我的‘娘胎’。”王伟忠深情地说，“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

　　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三年吧，王伟忠一直忙着拍摄关于眷村的纪录片，为的是圆他的一个梦:“记录我家的一点事情。”

　　他在眷村的老家位于嘉义东门町空军建国二村。眷村，每个地方的都差不多:黑色屋瓦，狭窄巷道，巷口一准是棵大榕树，水泥石椅上，几位老年人正啜茶闲聊，往事如昨。眷村初建的时候，除了有地位的军官可以住独门独户的日式房子，其他人只能住在简陋的竹篱笆房子里，后来逐渐地，住得久了，普通人也开始砌墙，王伟忠说:“终究竹篱笆太不保险，一下雨就淹。”

　　台湾当局从1956年开始兴建眷村，主要为了安置那些从大陆败退台湾的老兵。50年代，全台湾共建有眷村763个，容纳眷属96082户。王伟忠一家就是这千千万万普通眷村家庭中的一员。他说他家是低矮的平房，一根水泥电线杆矗立在门口，大树的树阴倾泻在并不宽敞的路面上。那时候他们家和绝大多数眷村家庭一样贫穷。为了给姐姐的女儿准备住房，他的父亲用木头在房子外面又加盖了一间，而另一间的墙壁，是用拆老房子的废土盖的，徒手就可以挖出洞来。

　　尽管艰苦，可是眷村是王伟忠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一段情。而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眷村正在日益进入凋敝期，拆迁的拆迁，青壮年几乎都外出了，只留下一些孤独的老人，守着这片临时的家园。

　　有一天，他想，作为眷村之子，他有责任，也有义务记录这段历史，记录那些故去的或即将故去的人与事。为此，他拍《伟忠妈妈的眷村》。嘉义的建国二村陪伴了伟忠妈妈50多年的光阴，为了不让这些岁月的痕迹无迹可寻，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王伟忠用纪录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故土深深的眷恋。

　　在《伟忠妈妈的眷村》的发布会现场，王伟忠还拿出五香芝麻大饼、咸菜炒肉丝和凉拌大头菜三样家乡小味来给与会者品尝。

　　对啊，纪录片中散发出来的，也不正是这种眷村的味道？纯正的眷村的味道？

　　他找到赖声川，开始向他讲述他的童年故事。虽然并非出生于眷村，但是赖声川马上就被王伟忠的讲述打动。

　　“行。”赖声川爽口地答应。

　　为了排《宝岛一村》，王伟忠和赖声川找来25个家庭的故事作素材，故事实在太多了，王伟忠说:“几乎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可以赚足观者的热泪。真的，眷村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完，而一间间房子就像一本本书，用一砖一瓦记载着居住其中的家族史。”但为了线索不至于太过散漫，最后两人决定，将25个家庭浓缩成3家，以小寓大，从这3个家庭的悲喜来揭开台湾近代史上的伤疤。

　　谈到这部戏，赖声川很感慨:“这一代人都是有乡愁的。在《宝岛一村》中，第一次过年，几个大男人在那谈论自己的家乡，看着天空指着各自的家乡。对家乡的思念挥之不去。同时，他们又已经开始适应了新的生活，开始把眷村视作自己新的家，这种苦中有乐的复杂心情，大陆的同胞以前也许不是很能体会到。”

　　《宝岛一村》在台湾上演的时候，正是金融风暴来袭时。赖声川和王伟忠还暗暗有些小担心，害怕金融海啸把观众也一并卷走了。可是出乎他们意料，《宝岛一村》的火爆程度较之于《暗恋桃花源》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想来，他们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眷村不仅是王伟忠的灵魂，也是整整一代台湾人的乡愁灵魂。

　　明星扎堆，都是苦出身

　　有人说:“不知道‘眷村’，就很难了解台湾的过去和今天。”

　　说得一点都没错。60年前，国民党败退台湾，他们渡海而来。建立起“眷村”这种临时性小区时，当局者可能并没有想到，他们中会走出那么多的明星大腕、才子佳人。

　　“我想让大陆的观众真正深入地了解台湾”，赖声川说，“眷村里真是什么人都有，明星、市长、黑道人物，三教九流，汇成了一个大时代。”

　　掰手指数一数:邓丽君、林青霞、张艾嘉、赵传、张雨生、吴小莉……大大小小的明星真是不计其数。是不是这里特别像戏剧故事般如梦如幻，才让他们在电影和歌唱的舞台上如鱼得水？

　　因为眷村，才有邓丽君的传奇。

　　1954年，邓丽君的五弟邓长禧出生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决定全家搬到屏东市眷村居住，她的母亲酷爱黄梅调电影，常常捧着收音机倾听，耳濡目染之中，邓丽君从小就表现出对于黄梅小调和台湾歌仔戏的特殊兴趣。5年之后，邓家全家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迁居最北端的台北县芦洲乡中正路77巷的眷村，邓丽君在芦洲国小念书，拥有一副天籁般动人歌喉的邓丽君很快就展露出音乐天赋，小小年纪的她居然能够随空军93康乐乐队到处劳军演出。1963年8月，10岁的邓丽君参加中华电台黄梅调歌曲比赛，凭借一曲《访英台》勇夺冠军，从此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即使成名，邓丽君心中，永远装着眷村，装着在这里生活的退役阿兵哥，邓丽君一生热心于为国民党作劳军演出和军中广播，这与她早年的经历也不无关系。

　　眷村的童年生活是简单而纯朴的。男生都喜欢蹲在地上打纸牌、玩弹珠，这就是极少数能让他们兴高采烈的游戏。

　　简单，却愈发地具有戏剧性。杨德昌将1961年6月15日晚上10点台北市牯岭街五巷10号后门不良少年茅武妒杀女友案拍成了传世之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电影的片头，杨德昌写下的片头语，描述的，正是迁居台湾眷村的居民无根漂泊的内心。电影记录的，不只是一桩不具代表性的突发社会事件，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似乎眷村才是茅武走向杀人血案的心理隐疾。这当然是人生轨迹的不同所造成的，有茅武的一念之差，也有张艾嘉等一众名人的发奋图强，眷村，就是这样的两极，它给你力量，也让你绝望。

　　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刘德凯曾经将张大春的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中的26篇改编成电视剧，最主要的原因和眷村有关:“我们都是眷村长大的孩子，张大春笔下的眷村生活我特别能体会。”

　　张大春最早的成名作《四喜忧国》、《野孩子》、《将军碑》都有眷村的背景。他父亲是国防部的文官，到了台湾也住在眷村里。他觉得那些邻居成天打麻将、串门子，没有文化，不喜欢和邻居来往，所以张大春的童年生活相当封闭。和大多数眷村居民一样，张大春的家中也不富裕，每天，母亲都批一些东西来缝，靠这些零散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含辛茹苦将他拉扯长大。他记得，那时候他读的是私立学校，也可以说是贵族学校，大部分同学的家境都不错，家里已经有了电视，唯独张大春家里没有。

　　回忆起这段往事，张大春也是感慨万千:“有时候老师上课会问‘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全班都看了，就我没看，因为家里没电视。这是另一种边缘性。这种边缘性格造成的状况是:有了两种眼睛，你会两边都看。一出城门，看见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又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事后想想，却也是一种很有利的位置。”

　　谈到眷村文学，不能不提的一定是朱天文和朱天心姐妹。特别是朱天心的那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绝对可以说是眷村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眷村，我差不多一直住到15岁，所以对于眷村我可以说非常地熟悉。”朱天心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当地的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耕种，这里人的生活只能依靠政府，饿不死，但是生活非常贫困。当时我们如果想要出人头地，路只有两条:要么拼命读书，要么就是像邓丽君那样在演艺圈成为大明星。”

　　她笔下那些抽着烟骂脏话的眷村少年，洋溢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字里行间的惆怅，令人一见难忘。15年的眷村生活常常在她的眼前闪现，是掌纹？是伤痕？都是无法磨灭的痕迹。想来，可能吧，刚刚离开眷村的她也会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不适应，恨恨而惆怅的一句“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已经完全表明了心意，她写道:“那一年，她搬离眷村，迁入都市边缘寻常有一点点外省、很多本省人、有各种职业的新兴社区，河入大海似的顿时失却了与原水族间各种形式的辨识与联系，仍然滞闷封闭的年代，她跟很多刚学吉他的学生一样，从最基础简单的歌曲弹唱起，如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并不知道那是不过五六年前外头世界狂飙一场的反战名歌，她只觉那句句歌词十分切她心意，真的，所有的男孩们都哪里去了，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

　　朱氏姐妹的父亲朱西宁是眷村文学的先驱，到了朱氏姐妹这一辈，眷村的题材更被发扬广大之。说起来，朱天文给侯孝贤写的很多剧本都与眷村有关。比如她编剧的《小毕的故事》、《童年往事》和《冬冬的假期》等等名片，眷村始终如影随形。侯孝贤需要这样的题材，他同样在眷村长大，小毕和冬冬，何尝没有侯导童年时的影子？而且，侯导小的时候，在凤山的城隍庙附近的大山戏院，看了大量的布袋戏和掌中戏，这些往事，成为了侯孝贤讲述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生平的电影《戏梦人生》的初衷……

　　如今，历史尘埃中的眷村也在渐行渐远，拆迁的拆迁，改造的改造，青壮年在外谋生，上了年纪的老爷爷、老奶奶们独守空屋，还在眷恋着台海两岸的家。

　　只是，眷村，不寂寞。

　　赖声川、王伟忠的《宝岛一村》的上演再度引起了媒体和大众对于眷村的热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天窗文化最新出版的《宝岛眷村》，也将焦点聚焦于此，同样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宝岛一村》所引发的话题都有其公共性，因为，这“光阴的故事”中，不仅有名人、美食和政治，还有更重要的，是不了的两岸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