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好比铁筛，穿孔而过的是沙石，漏不掉的，好似坚硬瑰丽的雨花石。

　　当续写中央特科传奇的北京特科从历史烟云走进灿烂霞光里的时候，那个被岁月湮没默默无闻的英雄群体由朦胧、神秘而清晰崇高起来的时候，就如同掬一抔玛瑙般的五彩雨花石，尽管岁月锐利如砂轮，有些东西却是永远打磨不掉的。

　　让我们用灵魂谛听80多年前那场烈马长嘶、风云突变、大地震撼的时代激荡，当年那些革命先烈的执着追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一段段英雄主义传奇故事，在今天依然感人肺腑；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胆量，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不能不令后人敬仰。

　　——编者

　　年少志向高远

　　1906年，潘文郁诞生在汉江边上一座秀丽的小镇——东津湾。襄阳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养育了一代名相诸葛亮，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张继、皮日休，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等历史文化名人。受家乡浸润和滋养，潘文郁幼年好学善思，9岁的时候就天赋尽显，提笔成文，700字的文章竟能一气呵成。

　　1922年，16岁的潘文郁考入家乡的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启蒙者是正在第二师范学校任教的肖楚女。作为先进青年学生，聪慧的潘文郁深得肖楚女的赏识。肖楚女是在恽代英的引导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他像一颗火种，把马克思主义首次传播到了襄阳。

　　一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深深植入潘文郁的头脑，他积极投身肖楚女在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领导的学潮运动。1923年，潘文郁转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

　　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了湖北学生的极大愤怒。此时的潘文郁，已成长为学联骨干。作为湖北学联代表，潘文郁回到曾经就读的第二师范学校，领导学运的开展。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又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其他共产党员一样，潘文郁也跨党加入了国民党。之后，潘文郁受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派遣，回到家乡襄阳从事党务工作，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

　　肖楚女在第二师范学校曾经启动了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潘文郁在肖楚女开创的基础上，深入群众中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具有反帝反军阀和民主革命觉悟的人员，把在第二师范学校学潮中和声援“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的方复生、孙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为国民党党员，建立了鄂北第一个国民党小组。接着，这批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成为鄂西北共产党的基础。

　　8月，在苏联支持下，莫斯科办起了中山大学，也叫“孙逸仙大学”，招收对象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失败后的1930年夏天，中山大学宣布解散，前后历时5年。潘文郁和胡伊默、伍修权等11名湖北选拔的学员搭乘苏联的煤船离开上海，于11月上旬到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潘文郁是其中之一。当年，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量干部的学校只有两所，一所是黄埔军校，另一所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里走出了“28个半布尔什维克”，邓小平、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赵一曼、左权等都曾经是该大学的学生。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冯弗伐，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等也都是中山大学毕业的。

　　初出茅庐，才气逼人

　　当时的中山大学实际上还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党团组织，所以，招收的共产党员多于国民党员。斯大林在联共14次代表大会上发起的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也在中山大学里上演，潘文郁坚定地站在联共中央路线这边。他的俄文水平也得以锻炼和提高，被选拔为课堂翻译，在大学里开始小有名气。一年后，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因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会址不得不选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乡间别墅里秘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是潘文郁革命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出席“六大”的142名代表中，有53名是被指定参加的代表，潘文郁是其中之一。潘文郁既是会议代表，又兼做翻译，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资料。

　　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谈话，6月14、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潘文郁先后为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项英等中共领导人作俄文翻译。他的俄语水平和工作实绩等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赏，潘文郁由此留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六大”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秘书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的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该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这年年底，潘文郁奉命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及《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为刊物撰写了大量重要社论及文章。这期间，他还参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目前已发现潘文郁以“问友”的笔名为《红旗》撰写社论、评论、时事论文共64篇。他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革命才华。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潘文郁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的秘书阶段，他代向忠发起草了长达九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

　　1930年7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轻的潘文郁当选为委员，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然而，正当此时，一场党内政治斗争使潘文郁的人生从巅峰跌入低谷。

　　笃信马列，再度为党工作

　　1931年，白色恐怖持续笼罩着中国大地。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命运多舛，内部矛盾和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纷争不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代李立三，潘文郁被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才有了他落难北平的遭遇。

　　这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处死。随即，中共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罗绮同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

　　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此时，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不知地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而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已经让潘文郁感到意外。然而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军统，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潘文郁来自于上海的党中央，又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与敌人斗智斗勇，否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是前共产党人。1927年10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任上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粪汤，他招供了，更名改姓投靠奉系并取得张学良的信任，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和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惜才的张学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

　　黎天才虽然叛变了中共，帮助敌人劝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京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他久慕“大秘书”潘文郁的大名，于是利用职权保释潘文郁。在黎天才的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文郁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8月28日，潘文郁被中共开除出党。

　　脱党后，潘文郁思想极为苦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

　　这期间，赏识潘文郁的戴笠也曾派人邀潘文郁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潘文郁的进步行为引起了北京特科的注意，特科调查了潘文郁被捕后的表现，认为他虽被胁迫白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赓曾对北京特科创始人吴成方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此时，新成立的北京特科急需人才，潘文郁被党开除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参加特科，吴成方派特科成员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讯站的联络员，后长期工作在周恩来身边。潘文郁明白了周怡的来意后，内心多少有些迟疑。周怡儒雅潇洒，待人温和而真诚，化解了潘文郁心中的疑虑和恐惧。潘文郁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只要党还信任他。

　　潘文郁见到吴成方后，吴成方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这个问题，潘文郁已经严肃地思考过了。从苏联回国后，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杀，幸免于难的也都远避他处。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潘文郁在脱党两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