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谈，每次都从下午继续到深夜。对于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袁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其中有些问题，如“耕者有其田”，纯粹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的信任，而随声附和的。

　　袁世凯口头上虽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划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区别只在于以他的统治代替清朝的统治。革命党人谈论的那些振兴实业、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等等，同袁世凯所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

　　对于袁世凯的阴险奸诈，金冲及先生在《民初同盟会人的几种社会政治方案》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袁世凯深深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换出一副面容来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时候可以突然翻脸，冷不防地断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准备过程中，对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可以暂时容忍的，如让孙中山去提倡10年内建20万里铁路，甚至让国民党一时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让的，如政府南迁以及让国民党人担任陆军总长或直隶都督等；还有哪些是必须尽快削弱或铲除的，如利用财政等各种手段，逼迫南方裁军，逼迫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等。　在革命党人中，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人是不多的。宋教仁可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宋教仁因力主组织强大政党和夺取议会中多数席位这两件大事而深为袁世凯所忌恨。袁表面上装得毫不在乎。一旦他准备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杀宋教仁，下令罢免国民党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吓的口吻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不久，袁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搜捕和屠杀。

　　鲁迅先生鉴于这种惨痛的教训，深刻地指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以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扶上总统的宝位上去。”(《〈杀错了人〉异议》)

　　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

　　“让位”是由各种复杂因素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对袁的支持则是其决定因素。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真面目，以为中国的积弱只是因为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国就会逐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西方为榜样的，可能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来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在对外宣言中，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府的承认，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国的根本问题便可解决。这当然是革命党人的一厢情愿！

　　帝国主义看中的却是袁世凯，把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对袁竭力支持，而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俄国军队集结于我东北北部，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南部、内蒙东部蠢蠢欲动；外交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

　　1911年12月20日举行的“南北议和”的过程，也就是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席位的过程。这个“议和”一开始就是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约同德、日、俄、美五国代表密商后、由英驻汉口总领事传话，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来的。帝国主义不仅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为袁世凯密谋策划，而且公开告诉革命党人，只有让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党人自然只有赶紧让袁世凯出来做总统，以便尽快结束“战乱”。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孙中山在“让位”的过程中对袁世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虽然不是无益的，但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凯危害民国的措施，则无济于事。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又在中国开始建立起来，“中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

    穆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