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以来，史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谴责之声不断。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似乎已成铁案。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都会讲到焚书坑儒。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0课“秦王扫六合”，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政府外，民间只准留下有关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其他书都要烧掉；以后再有谈论儒家诗书的都要判处死刑。他又把暗中批评他的一批儒生，在咸阳活埋。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中国古代史》第四章第一节“秦朝的建立和发展”，说：“焚书坑儒，在当时对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手段是残酷的、后果是恶劣的，不仅堵塞了言路，箝制了思想，而且大量先秦文史典籍被焚烧，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对于这桩所谓的铁案，笔者以为尚有辨别章明的必要；而辨别章明的目的，不在于翻案，只在于求真务实，因为求真务实是史学安身立命的基础。

　　先说“焚书”，此事确有。关于秦始皇焚书的来龙去脉，《史记·秦始皇本纪》讲述得清清楚楚。

　　怎么看待这场文化浩劫呢？

　　汉代学者普遍认为，秦始皇“弃礼义，任刑法”(伍被语)。他们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不少著述讲到秦始皇焚书都表达了其目的在于灭绝儒学，专用刑法的思想。其实，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

　　战国前期，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势如冰炭，两不相容。儒家政治着眼于管理“人”，主张通过“仁义”诱导的途径，塑造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从而实现自家的政治理想。法家政治着眼于完善“物”，即富国强兵，主张通过“刑法”强制的途径，规范社会，从而达到自家的政治目的。然而，诸子百家在长期辩难争鸣中，相互取长补短，吸收借鉴，到战国后期出现学术融合的趋势。学术融合是政治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第一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的儒家巨子荀况。学术界公认荀子的学说兼采了诸子的精华。郭沫若先生称荀子开创了儒学为“百家总汇”的先河。特别要指出的是，荀子纳“法”入“儒”，以“儒”统“法”，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社会政治主张，是为建设新兴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

　　荀子曾应秦相范睢的邀请访秦。秦昭王会见荀子，问：儒家究竟对国家有无益处？荀子非常肯定地回答：“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下顺矣。”又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听完荀子的回答，秦昭王称 “善”。这是儒家思想在秦国的首次正面宣传，并且取得了秦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荀子还向范睢指出秦国“无儒”的问题。这肯定会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深刻思考。

　　第二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吕不韦。他原本是卫国大商人。吕不韦把囤积居奇的商业策略用于政治，资助沦为质子的异人当上秦庄襄王，而他自己则成为秦国丞相。吕不韦是干大事业的人。他一生干过好几件大事，编纂《吕氏春秋》就是其中之一。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嘉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是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攀比，这是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浮浅之见。作为政治家的吕不韦，他能够突破学术派别门户的限制，在预见到统一趋势即将来临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单独任用先秦诸子任何一家的思想为指导，都不能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必须博采众长，重新整合诸子百家。《吕氏春秋》编纂的意图是为实现秦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愿望奠定学术根基。这个意图在《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中透露得很清楚：“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为“杂家”，这是只看到它综合诸子百家的一面，而没看到它以儒家为主的另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像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说的，《吕氏春秋》“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

　　战国后期，这两位肩负学术融合使命的人物，无独有偶，都跟秦国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会对秦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呢？

　　众所周知，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独尊法家，造成荀子所谓的“无儒”局面。“无儒”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秦国没有儒家人物，再是儒家思想在秦国政治生活中没有地位。而这种“无儒”局面在秦昭王以后却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