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是丁玲的研究者，也是丁玲最后的爱侣。他们在延安相逢，在西战团艰苦而又紧张的战斗生活中相知相爱。丁玲和陈明的关系，在延安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资历，一个是年龄。最终他们还是历经磨难，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结合了。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我与丁玲五十年》是陈明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与丁玲的坎坷结合之路，也为研究丁玲提供了宝贵资料。作为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陈明强调说：“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

　　1 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

　　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讨厌就行，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2 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做汇报演出时，我在前台主持，观众席上有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让我当宣传大队长，也是总社社长。烽火剧社是个总社，留守兵团下属各个旅、团的文工团员，都送到这里轮训。文工团员都是部队的文艺活跃分子，我把他们按艺术种类分成不同的班进行培训，原来是按照班排编制，我到职后改为按戏剧、歌咏、美术、写作来分组。我原以为自己了解部队，能够适应部队的环境，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队知识分子少，在烽火剧社这样一个工农成分比较多的部队文工团里，像我这样多多少少感到吃不开，受歧视，容易受排挤。

　　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我很好，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3 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

　　1938年，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

　　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他参加革命的年龄，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来去苏联留学，学潜水艇制造，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不能搞潜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吵着要走，要求回马列学院。部队领导不同意。后来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是胡考、方纪在那里筹办，没有职务名义。洛甫、萧三对我说，你去当副主任。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和，要求离婚。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医院院长是我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我告诉她说我要和席萍离婚，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