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伦，剧作家、杂文家、骈文家。1941年生于四川内江，现居成都。1950年参加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先后任演员、导演、编剧至今，被誉为“巴蜀鬼才”。

　　很多人谈国学，无非是诸子百家、《三国》、《红楼梦》，魏明伦不谈这些，他更愿意谈诗词曲赋，谈对联，谈骈体文，“以前的中国是个文言文的国家，那时候谈白话是叛逆，现在的中国是个白话的国家，这个时候提倡文言就是叛逆，按照这个逻辑，我确实是一个叛逆的人。文言历经千年，很多文体都是经过历史沉淀的精华，我们这一代再不讲，那可能就断了，我们的教育没有这些东西，甚至季羡林、任继愈这样的大师的追悼会上，一些人连挽联都写不好，我们愧对古人呐。”魏明伦如是说。

　　对联：不是口号和标语

　　晨报：前一段时间你批评任继愈和季羡林追悼会上的挽联，有媒体称你“怒了”，是否如此？

　　魏明伦：我不是怒，这个有什么可怒的，是叹息，季羡林和任继愈去世十多天才开的追悼会，这么长的时间锤炼一副对联足够了吧，可是出现在追悼会上的挽联连基本的规矩都不符合，我怎么不叹息？从我的视角看，对联是中文独有的文体，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有这么短的文体，西方的微型小说也没有这么短的，有的对联甚至两个字就能成对，比如说“色难”对“容易”，但这么几个字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往往饱含哲理，甚至是一种文明的价值观。

　　对联本身有规矩，一个是对仗，一个是声韵，这是基本的东西。古典文学里面律诗、绝句是很有规矩的，古风、歌行、乐府反倒不讲规矩，很明显，长的不讲，越短的越讲，正因为它短，所以必须讲规矩。对联更要讲了，它的名字就注定它有自己的规矩，不讲规矩，那就不是对联，是口号，是标语。

　　晨报：现在对联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魏明伦：开放以后，对联出现的是最多的，名胜古迹、景点、商店、建筑，到处都用，最大的问题是多数人都挂反了，对联是竖写的，右边才是上联，但大多数上联都挂左边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多数人都写成标语了，很多对联出自作家、学者之手，但这些人不懂对联，对仗不对、声韵也不对，写的不明白，书法家也不明白，挂的人更不明白，结果满大街都是标语和口号。对联虽然也有工对、宽对之说，但是再怎么宽，基本的规矩还是要讲的。对联不像诗词曲赋只是少数人欣赏，它太普及了，变成今天这样，我们愧对古人。

　　碑文：有时候不可取代

　　晨报：传统文体在现实中有用的除了对联，还有别的吗？

　　魏明伦：传统文化中，值得我们保留的实在很多。不说别的，就说碑文，现代已经断裂了，这是文言的断裂。在以前，重要的建筑物都有碑文，这些碑文中出了大量的佳作，佳作中又有很多杰作，《沧浪亭记》、《岳阳楼记》、《滕王阁序》，就连一间破屋子还有个《陋室铭》呢，很多成语都是出自这些碑文之中，它们已经化为汉语词汇本身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还活跃在我们的语言中。还有书法，很多也是靠碑文传递，大量拓片都是从碑文而来，比如说《兰亭序》。

　　晨报：它是如何断裂的呢？

　　魏明伦：碑文于“五四”时期开始淡化，当时废除文言文确实是功德无量，但毕竟是特殊情况之下的举措，而且那些主张废除文言文的人本身也是受过文言文教育的，他们自己也在用，并没有真正断裂。真正的断裂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据我了解，那以后的建筑就没有碑文了，都被领导题词所取代。直到现在，诗词曲赋还没有断裂，真正断裂的是碑文，我们自己把它断绝了。这是很可惜的，碑文并非一无是处，在很多特殊场合，碑文要比白话文有韵味的多。

　　骈文：已经写了十多年

　　晨报：你自己也用传统文体创作吗？

　　魏明伦：是的，我写骈体文已经十多年了，最早是1994年为韩美林的雕塑写的《盖世金牛赋》，那个时候没有人写骈体文，我是第一个，当时新华社还发了专稿。到现在也写了四五十篇了，可能今年或者明年会集结成书，出版社已经问我要了很久了，但是因为篇幅的问题，一直没交出去，另外最近我的身体也不太好，还没有整理完成，但也快了。

　　晨报：这样的文章普通读者能否看懂？

　　魏明伦：原来的骈体文，又叫四六文，句式上规定很严格，就是四个字、六个字成句，最多加一些“兮”这样的助词，传统的骈体文有古奥难懂、堆砌辞藻、爱用生僻字等问题，读起来比较费劲。我写骈体文，虽然讲究一定章法，比如对仗严格、神韵放开，但我把现代词汇甚至网络语言也吸纳了进来，比如说美眉啊、粉丝啊、伊妹儿等，追求一种现代气息，读者一看就知道是现代人写的，但现代词汇也不能随便用，必须能对起来，这才好。

　　晨报：骈体文传统上是否宫廷专用的比较多？

　　魏明伦：很多人认为骈体文、赋一定是歌功颂德的，其实不然，《阿房宫赋》是歌功颂德吗？《洛神赋》是吗？这是一种曲解。我写骈体文多数是杂文、史论、政论，更偏重于思辨性。实际上我做这些文章，就是想将这些断裂的文体慢慢愈合，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写骈体文了，也有很多相关的网站，但佳作不多，杰作更是没有，我想，创作的人多了，慢慢总会好起来，这就是愈合的迹象了。

　　传统：继承还要变革

　　晨报：传统文体要在现代应用似乎并不容易，怎么样才能融入到现代生活中？

　　魏明伦：现在国学很热，大家一谈国学，就是诸子百家，就是《三国》、《红楼》，但是哲学、小说并不是国学的全部，诗词曲赋也是国学，它们都是传统文化中很好的东西，应该把它继承下来，当然，光继承是不行的，还要变革。如何继承和变革？哪些需要继承？怎么变革？首先说继承，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比如说格律诗的格律，对联的规则，这个是不能破的，因为它们本身很短，所以就要守规矩，试想一下，格律诗不讲格律了，还是格律诗吗？对联不对了，还是对联吗？

　　要变革的，是内容，时代是变化的，语言也在不断变化，现代的语言是不是就不能进入传统文体呢？显然不是，现代语言一样能写传统文体，关键是要用心去配合传统文体的规矩，这个并非不可能。当然，有些形式也是应该变革的，比如说骈文，不一定非要四六格式，某些东西是可以放宽的，当然也不能全没章法，章法之下的变化是完全可以的。

　　相关——不能拿我比余秋雨

　　不久前，余秋雨为中山陵纪念碑整治撰写碑文，有人拿出魏明伦去年写的《岳阳楼新景区记》做比较，并表示余秋雨碑文不如魏明伦，对此，魏明伦表示余秋雨是他恩友，而且他至今未看到余秋雨的碑文，这样比较令他很难受。

　　晨报：有人拿余秋雨的碑文和你的碑文比较，你知道吗？

　　魏明伦：听说了，这让我很难受。我和余秋雨是朋友。吴祖光是我的恩师，余秋雨是我的恩友，他对我有知遇之恩。20多年前我写荒诞剧《潘金莲》，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他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魏明伦的意义》，公开表示支持我，这篇文章对我的支持太大了，后来《潘金莲》去台湾演出，他又通过朋友促成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了《魏明伦剧作集》，名字就叫《潘金莲》，要知道尔雅出版社从不出剧作集的，当时台湾出版大陆作家的作品，也只有《文化苦旅》和我的《魏明伦剧作集》。

　　1998年的时候我的书《魏明伦剧作精品集》出版的时候，余秋雨又给我写了一篇七、八千字的序，题目叫《大匠之门》，当时在《文汇报》全文发表，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支持。

　　晨报：那么你看到过余秋雨的碑文吗？

　　魏明伦：我跟余秋雨有很特殊的交情，你看我常常批评别人，但是我不能对他说什么，而且我是个网盲，不会上网，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这篇碑文的内容，所以这种比较让我很难受。不过有一点需要说的是，我一直认为余秋雨的才华和学养都在我之上，虽然他比我还小5岁。(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