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时期，人多地少，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其后继位的乾隆帝对此忧心忡忡，他在鼓励垦荒以尽地利，禁种烟草以广耕地，大力推广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同时，一再晓谕不可浪费粮食，寄希望于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式，化解“人口众而货物寡”的矛盾。以限制消费、节约粮食为目的的禁酒、禁曲政策，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纵观中国历史，禁酒法令屡见不鲜。周公作《酒诰》以禁酒，是担心因嗜酒而伤德败性；汉朝禁止民间造酒，强力推行榷沽制度，则是受垄断酒类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所驱使。汉唐以降，政府时因“酒耗民食”而屡颁禁令；然迄清代康雍年间，禁酒之令尚属“歉岁禁酒而丰岁开通”的权宜之策。乾隆初年所颁布的禁酒令，则标志着禁酒政策由此前的暂时性举措，变为一项后世严格执行的成文法规。

　　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西北五省(即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每年因造酒而耗费大量粮食，北方平原素无塘堰以资灌溉，粮食生产本来就少，且水上交通不便，一遇荒歉之年，运输甚感艰难，岂能任“岁耗千数百万石之谷”？方苞还认为，酒不但能“耗民财，夺民食”，平民百姓还常因喝酒而起争斗、兴狱讼，乃至发生命案，“载在秋审之册，十常二三”，因此不能不加以严禁。他进而提出对策：“禁造烧曲，毁其烧具；已烧之酒，勒其自卖；已造之曲，报官注册。”对那些“逾限而私藏烧曲烧具、市有烧酒者”，一旦发现，随即对地方官做降职等严肃处理。

　　乾隆二年(1737)五月，乾隆帝基本采纳方苞的建议，严令直隶等西北五省禁造烧酒，并在上谕中历数禁酒的种种理由与好处，大致有：养民之政，莫先于储备，以使粟米有余；欲使粟米有余，必先除去耗谷甚多的烧酒。而烧酒之盛行，则莫如河北等五省。因饮酒有害而无益，乃祖乃父酒禁綦严，只因官员阳奉阴违而未收实效。与其禁于已饥之后，节省于临时，不如禁于未饥之前，积贮于平时。如果禁酒，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万余石米谷，禁酒有利无弊。因此，乾隆帝下令五省永禁造酒，“至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如何从重治罪，其失察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著九卿即行定议具奏”。

　　禁令一出，在朝野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场辩论随之展开。素负直谏盛誉的刑部尚书孙嘉淦即抗旨上疏。他认为，永禁烧酒对于贫民生计、米谷的储藏，“不惟无益，而且有损”。其理由为：烧酒用高粱等粗粮，黄酒用米麦等细粮，真正耗粮的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价廉而民乐意购买，黄酒价贵而贫民无力购买，禁烧酒不但会导致粗粮弃舍无用，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这不但不利储藏，反而有碍积贮。再加上官吏往往借禁酒之机，百端敲诈需索，更令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他主张：烧酒之禁，宜于荒年而不宜于丰年，荒年每一粒稻谷都弥显珍贵，而大麦、高粱之类可以充饥，禁酒确实有益；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能禁于灾区而不必处处实行；只可暂行封贮烧锅器具而不必烧毁，更不应施以刑罚。至于丰年，米谷充足，而大麦、高粱之类原本就不是常食之物，自然应当开通酒禁，使官吏无法借端需索，这样民间也能够利用无急需之用的大麦高粱，酿成烧锅售出，以备不时之费。如此上下两安，百姓可以享受盈宁之庆。

　　孙嘉淦言之凿凿的论述，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于是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详细讨论后具奏上报。乾隆帝指出，先前下令禁止烧锅，本为国计民生考虑，现看完孙嘉淦所奏，厉行严禁恐怕也有弊处，因而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迁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回护孙嘉淦，而应当利弊兼顾、反复考量，定议后上报，表示“若果严禁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旨可收回”。

　　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九卿王大臣颇感棘手，因而匆忙上奏两议，聊以敷衍。大意为：一、造酒应该严禁，但加重对本犯的处罚，严定相关官吏的处分，容易导致小民触犯法网，胥吏借机需索、缘以为奸，故于民情不便，应该仍依照从前成法加以处理；二、违法烧锅酿酒者，本人仍然照旧例治罪，而对涉及的官吏的处分则分别定例，已经酿造的烧酒仍应准许出卖。乾隆帝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深为不满，他命令王大臣等明确表态，提出得力措施：严禁烧锅以广储备，究竟有无好处？如果严禁，又有哪些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认为实行严禁、挨户搜查，反而会滋扰百姓的话，也应当说出具体理由。乾隆帝进而又考虑到禁止烧锅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予以格外重视，因而命令将所有相关谕旨、孙嘉淦的奏折以及王大臣九卿的议论，一齐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五省督抚参考，令其覆奏。

　　西北五省督抚接到谕旨后，各抒己见。直隶总督李卫认为，烧酒之禁应当严于歉收之年，稍宽于丰裕之岁；本地酿造及零星造曲者不必禁止，麦曲、烧酒概不许出境，肆行踩曲者严行禁止。河南总督尹会一认为，曲为造酒之必需，其耗费麦粮最多，因此禁酒莫先禁曲；对零星造曲者，可不加禁止，只严禁广收多踩、贩卖之人。而甘肃巡抚元展成认为，甘肃非产酒之地，多来自山西汾酒，况且甘省边地苦寒，风雪凛冽，穷苦百姓多以酒为御寒之具，不应查禁。陕西巡抚张楷认为，民间酒坊零星造卖者踩曲不多，无须禁止，而对开行踩曲贩卖者，则应严加禁绝。山西巡抚严瑞龙认为，烧锅当禁但不可必禁，只可在歉岁禁止，且对开行运贩严重者加以严禁。总体而言，五省督抚都反对“一概禁绝”的极端做法，主张因时、因地制宜。

　　在这种情况之下，乾隆帝颁布谕令：富商凡是广收大麦高粱、肆行踩曲、大开烧锅者，严行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一百，再枷号两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每出现一案降一级，失察三次者降三级，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则依照“枉法律”计赃论罪。这一谕令与起初的极端主张有所不同。首先，禁曲与禁酒并重，寻求从源头治理；其次，并非一概禁绝，只对那些广收麦石、肆行踩曲、大开烧锅的富商施以惩治，措施更切实际。随即，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至此，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始告结束。乾隆初期的这项禁酒令，后来被纂入清朝法律条文中，对全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乾隆初年因直隶、山东等省旱灾乏食，高宗首次下旨将禁酒令由权宜之策转为常年之法。在此后数年中，皇帝与廷臣、各地督抚不断讨论得失，总结利弊，对禁酒政策的表述颇有歧异，所禁之物从烧锅到酒曲，乃至南方的其他酒种；其范围从受灾之地逐渐延展至全国各地；其性质则由国家颁谕的法令，逐渐转为地方官劝化的内容。总之，发轫于乾隆初年的这次禁酒法令，相较以往，有规模大、范围广、禁令严、持续时间长等诸多特点。

　　中国古代历朝多曾实行过酒禁，然而大多只是为了与民争利而实现国家垄断造酒，非为百姓生计着想。乾隆帝严行酒曲之禁，则不是为了从中牟利，而旨在通过限制消费而节约粮食，以解决“地利有限而生齿无穷”所带来的困境，这是与此前历代禁酒的根本区别所在。按照当代学者范金民的统计，乾隆初年全国每年因制造普通烧酒所耗粮食至少在3000万石左右，而当时全国的常平仓的贮粮数，大致保持在3100余万石。这就是说，当时烧酒耗粮，几乎等同于常平仓的存谷额，数量惊人。

　　作者简介

　　陈兆肆，中国人民大学2007级博士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访修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