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气氛现在宽松多了”

　　“我为自己设定的研究方向就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这就是我的学术人生。”

　　作为在上述领域学术成果颇丰的“体制外”学者，沈志华于2004年选择重新回到“体制内”——受聘华东师范大学。

　　“做出这一选择出于两方面考虑”，沈志华告诉记者，首先，原来他只想个人搞研究，而现在想要带出一支团队。规模大了，目标高了，这就面临人才来源和资金来源两个问题，回归体制内是一个明智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当前体制内的学术气氛也比以往宽松多了。“我的一些看法可能与有些人不同，但并没有因此受到限制，书照样出，课照样上。”

　　他介绍说，校领导对他们“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购买国外档案方面，学校一次性投资300多万元购买美国的缩微胶卷，还有价值65万元的阅读器，提供办公场所460平米。为了把“中心”建成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学校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

　　沈志华对体制内存在的某些问题也直言不讳：“由国家分配资源、定选题，有时甚至结论走在研究前面，这会导致资源浪费、学术僵化。”

　　“那您认为较理想的模式又该如何？”记者问。

　　“应该是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并举，国家命题与学者自报结合。”他指出，社会资源可用基金会形式，而学者自报选题无需国家批准，只需基金会认可。至于“国家出台大课题，应交给学界论证，不应只是领导拍拍脑袋就定盘子。”

　　这段话使记者想起采访中他讲过当年在北京电力局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时的一件事：由于他心直口快，一位关心他的领导诚恳地告诫他：“小沈啊，你是局里最年轻的干部，很有前途，要懂得夹起尾巴做人，见人三分笑。”说到这里沈志华还真咧嘴笑了笑——“一见人就这样，我哪受得了啊！”

　　命运多舛 发人深省

　　“究竟什么原因，促使您产生购买前苏联档案的念头，而且如此执著，如此投入？”

　　“咳，那可真得从头说起了。”沈志华话匣子彻底打开，吐露了影响他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遭遇。

　　小时候，1937年就投身革命的父亲就以“岳母刺字”的故事激励他精忠报国。他喜欢数理化，立志科技报国。上世纪60年代末，他在海军航空兵当了一名机械员，因技术突出，人人都认为他是师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可突然一道复员令向他砸来，一向关心他的指导员找到他，委婉地劝他到地方上谋发展，同时表示不能告诉他复员的原因。

　　“当时我真的蒙了，抱着飞机放声痛哭，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啊！”

　　这事发生在1971年。事后才知道，当时林彪要在军内清除妨碍“文革”的“5·16”分子，因部队听说该组织成员多为干部子弟，故沈志华受到调查。而当时有个被关押的青年为了获释争取立功，诬称沈志华是“5·16”分子，而且还杀过人。

　　两年后，沈志华找到这人，进门就问，“你认识沈志华吗？”

　　“不认识。”

　　“不认识，你敢说我杀人？！”那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沈志华心生恻隐，不再追究，只是叫他写一份情况说明。

　　1973年，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大学开始试行考试招生，此时沈志华在北京石景山电厂当钳工。由于他本来就是重点中学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基础较好，再加上憋着一股劲复习，结果成绩揭榜后，他在京津唐电力系统名列第一，被清华大学录取。

　　谁料，“白卷英雄”张铁生倾诉的交白卷理由被江青用来当攻击周恩来的武器，“四人帮”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刊文批白专道路。这一来，沈志华不但没有进清华，还被当作“白专”典型受到批判。厂里另外一名考生最终被清华录取，他4门考试的总分是15分。沈志华一把火把数理化书籍全给烧了。

　　1976年初，周恩来病逝，张春桥觊觎总理职位。沈志华愤愤地说，“这小子想变天”。春节刚过，上边就开始追查“政治谣言”，有人打了小报告，于是查到了他这里，沈志华被拘留了。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拘留所人身安全发生问题。曾任公安部劳改局领导的父亲提出了抗议：“审查这么久没有结果，现在地震还把孩子关在那里，出了事谁负责？”结果沈志华被放了出来，但“传播分裂党中央重大政治谣言”的帽子还是戴在了头上。

　　沈志华为6年中发生的这3次遭遇付出了沉重代价。命运多舛，发人深省，“我一直非常想弄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吗？”

　　1979年，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北京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新闻——中学没毕业的沈志华“三级跳”，成了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由此沈志华开始了他的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他首先研究非洲新兴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继而转向苏联历史研究，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让他产生浓厚兴趣。他说：“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有一句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一个中国学者来说，研究苏联，其推动力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情怀。”

　　1986年，因为一次意外的事件，沈志华无法再回到社科院从事苏联史研究了。为了生存，沈志华只得改行经商。先是贩卖水果，又在河北农村办过工厂，1985年南下深圳，先后在外贸公司和合资企业打工，在黄金首饰公司当经理。后来又搞出版，一举打出《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系列。这一系列商业运作，用他的一句话来说：“发了”。

　　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苏联历史、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使命。

　　因此，他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到目前为止已资助出版了92部专著。仅此一项，又是投入200多万元。

　　因此，当他刚一得知俄罗斯开放前苏联档案，立即斥巨资购买。除了个性豪爽之外，此举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独立求索的活力。其根本原因，正如沈志华自己所说，与中国情怀存在逻辑关系。

　　本报记者 唐见端 徐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