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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如何纪念孔子

　　文/傅佩荣

　　缅怀至圣先师，最具体的方法是“温故而知新”，认清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进而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前启后的责任。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

　　首先，它在历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着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诠释，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成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签，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废墟状态，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适当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本文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主题：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二、相对于西方(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练，那么今日又该怎么做呢？三、儒家显示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向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众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主题都有精准的见解与示范。

　　一、个体与群体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于：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于群体，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

　　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

　　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于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启发性，其故在此。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二、羞耻心与罪恶感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为何需要修养？因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于“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准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守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只有凭借虔诚信仰与真心忏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么“羞耻心”则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准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当一个人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准时，就会产生羞耻心。

　　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言行标准是否正确无误？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么，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里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着社会标准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准体现于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为礼仪才是正途。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里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

　　再以羞耻心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准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准，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则不能忽略个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无限完美为目标。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体现于他自觉对人群的责任上。

　　三、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倚，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概括。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

　　四、结论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冲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准，更要安于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

　　我们身为知识分子与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于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为乐，甘之如饴，因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纪念孔子，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让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类的重大意义。 ★

　　(摘自本人2009年“纪念大成至圣孔子诞辰典礼”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