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立足于大众

　　编者按　中国电影已进入产业化时代，虽然国产大片一直成为支撑中国电影票房的中坚力量，但是国产大片在整个运营体制、电影拍摄、发行等多方面还有待提高。作为国内重要导演的冯小刚便是国产大片中坚力量的重要代表，几乎他所拍摄的所有影片都在票房上取得很好的成绩，2003年《手机》超过好莱坞进口大片《哈利·波特2》的票房，意味着中国本土电影第一次超过了进口大片，直至2004年，《天下无贼》再次超过了进口大片《指环王3》，从而成了成功对抗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本土导演的代表。

　　演讲人:冯小刚

　　演讲人简介:中国著名电影、电视剧编导、导演。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新中国60年文艺界十大影响力人物、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等奖项。导演作品有《唐山大地震》、《风声》、《集结号》、《夜宴》、《天下无贼》、《手机》、《一声叹息》、《甲方乙方》、《永失我爱》、《北京人在纽约》等。

　　从贺岁喜剧片到古典悲剧片

　　我的早期电影

　　北影厂厂长韩三平把我叫去，告诉了我一个消息，说我正在拍的片子也被“枪毙”了。《夜宴》拍摄之后，有人问我为何从贺岁喜剧片转入古典悲剧片的拍摄？这要从我最初的电影拍摄开始说起，其实最早我并不想拍喜剧，而且我觉得我不适合拍喜剧，以前我对喜剧的概念就是喜怒哀乐比较夸张的表演，喜剧性的误会、巧合等诸多技巧性东西的运用。我拍《甲方乙方》的原因是我过去拍过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

　　第一部是《编辑部的故事》，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约请了十几个作家共同创作，但大家理解的喜剧还是那种比较夸张的喜剧模式。于是我试着写了一集《谁主沉浮》。中心领导看了剧本之后觉得我和王朔的本子比较合适，当时就定下了这部电视剧的基调。我写了12集，王朔写了13集。播出之后观众拿它当做喜剧看，但是如果我们与从前的喜剧相比，《编辑部的故事》的喜剧风格是异于从前的。因为编辑部就是生活的一个窗口，角色在剧中都是非常严肃的，而剧中人越严肃，观众越觉得好笑，这算是一种喜剧方式的改变。比如一些政治用语当它改变了语言环境，或者说把它置于另一个与政治极大反差的语言环境下，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这种喜剧效果我在后来的喜剧中一直在运用，直到《天下无贼》中的黎叔，他作为贼的一个头目，跟他手下那些贼说:“这次出来，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应该说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这样的情境话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喜剧效果。

　　在拍完《编辑部的故事》和《北京人在纽约》之后我想尝试一种更为写实的风格，用琐碎的日常生活来折射我们的处境，以小见大，用刘震云的话就是“凡人之中无小事”，《一地鸡毛》是写“凡人大事”的一部作品。譬如说，当一个人的孩子要入托，他会夜不能寐，这时，如果问他“苏联解体这件事大，还是孩子入托这件事大？”他一定会回答“孩子入托这事大。”这时，“大”和“小”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之后我又拍了《月亮背面》，是根据作家王刚的小说改编，写两个漂在北京的本是知识分子的“优雅”骗子，如何诈骗并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王刚写这部小说就是以一个没钱的，生活境遇不好的文人心态，怀着对所有有钱阶层的愤怒，又矛盾地希望成为富人中的一员。是由徐帆与冯远征两人主演，但也被“枪毙”了。

　　于是我就又开始拍一部叫《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的片子，在拍到第十天的时候，北影厂厂长韩三平把我叫去，告诉了我一个消息，说我正在拍的片子也被“枪毙”了。

　　贺岁片“被创造”

　　电影的拍摄，百年以来不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尝试。

　　我的作品曾经过连续不断地被“枪毙”，已没人愿意为我投资。这时，韩三平与张和平找到我，提出可以拍贺岁片。我当时对贺岁片一无所知，他们告诉我就是在春节期间放映的影片。于是，我就想起了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这就是《甲方乙方》的原本。

　　观众看了《甲方乙方》这部电影都认为它非常的“喜剧”。过去我觉得这部小说就是“游击赶走列强，煞有介事”，而实际上，它将社会上的很多现象都融合进去了。可惜在电影中只运用了一部分。比如，小说中写到一位大学老师，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当能够去抓人的“盖世太保”，而且在抓人的时候要表现出他特有的文化修养——随手在钢琴上弹一曲巴赫的曲子，或者非常优雅地用手杖在莫奈的画上掠过，点评一番，然后把钢琴盖儿一盖，果断地说，“统统带走”。这样的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极具喜剧色彩，但电影最后只放了李琦的“打死我也不说”那一段。《甲方乙方》这部电影投资300万，卖了3000万的票房。但有的电影界专家不认同，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电影，而是一个小品集锦。

　　我的观点是，电影没有一种固定的拍法，电影的概念是一个影院和观众共同来完成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在剪接室内剪接完毕就结束了。所以，只要观众享受它，觉得它是一部电影，这个工作的意义才算得上完成。电影的拍摄，百年以来不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尝试，也就是说，不论是35毫米的胶片还是16毫米的胶片，它们都称得上是电影。

　　至此之后，我接连拍了三部贺岁片，有人说贺岁片是我创造的，其实应该说是韩三平和张和平创造的，我只是一个被动的创造者。

　　我想拍《夜宴》

　　我也不希望自己总在一条路上行进，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

　　为什么要拍《夜宴》？我曾这样说:“《夜宴》是对伪民族化的‘拨乱反正’”。很多人觉得《夜宴》既不中国化，也不西方化。比如说对颜色的理解，我觉得最高级的颜色其实不是像现在的故宫、颐和园的色调，最高级的颜色就是没有颜色，如一块木头，焕发的是天然的生命力，你把它刷了漆，描了金，就完全没有木头的呼吸了。当我做出这样一种色调的建筑宫殿时，有人说这不是中国的；当我们从傩戏中演变过来一种中国的舞蹈时，又有人说这是日本的。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妄自菲薄。

　　贺岁片拍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有很大的疲劳感，当然我也完成了一个观众的积累过程，现在大家愿意因为“冯小刚”这三个字买票去看电影了。我也该拍点自己想拍的东西了，于是《夜宴》出来了。这部片子是1亿3000万的票房。

　　至于我为什么一定要拍这样一部古装片？因为古装片的元素能够在海外市场得到良好的消化，《夜宴》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而我也不希望自己总在一条路上行进，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

　　商业电影的运行机制

　　思想与票房的两难

　　你想讲一个深度的话题就不要奢求票房，因为这是很难两全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是两套不同的操作模式。一部商业电影的出炉拥有一条固定的流水线。首先是我的签约公司——华谊兄弟给我提供一个导演创作工作室的费用，当我选定合适的题材，决定上一部电影的时候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找到了好的小说——这需要我们把小说的版权买下来，然后找编剧，因为通常小说的作者是不愿意写剧本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找到了一个题材，比如说《手机》就是当时我们开题材论证会一筹莫展的时候，由每个人接手机的状况触发的灵感。手机是一个很大的磁场，对很多人来说也可以随时变成手雷，我和刘震云都觉得这个题材不错。这也是一种产生题材的方式，论证之后就开始着手编写剧本，剧本完成就立项，然后进行市场评估，以确定多少的投资额、什么标准的明星来演、明星的片酬是否能承担起一个市场等问题。之后便开始投资和拍摄，影片拍完之后我们需要宣传，票房的回收是分账的体制，不同的导演分账的比例也是不同的。DVD和电影频道也可以回收资本，《夜宴》的DVD卖到了1300万到1400万左右，电

　　影频道卖到500万，加起来回收1800万。用于这部电影宣传的费用是6000万，这6000万真正要花费的是拷贝费，《夜宴》一共做了800个拷贝，大致将近1000万，加上新闻发布会、见面会的费用，实际真正的推广费用大概为1000多万，其余靠DVD和电视播放权的出售来抹平支出，而剩下的才是利润。

　　对于一部商业电影来说，我觉得首先是应该拍大众电影，观众到电影院里，期望在一个半小时内得到很大的快感，故事通俗易懂，不断地出现小高潮。这样的电影在走出电影院后观众可能觉得很一般，但现时的快感很重要，这就是观众买电影票消费的原因。我是从自己的电影中发现这个经验的，《一声叹息》的娱乐性不强，但它是有内容的，可是它票房不好；《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些电影的票房却都很好，因为它们没那么多的内涵，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很轻松娱乐的东西。

　　假如你想在商业电影中加入深度的思想，就可能影响票房，反之，如果你想讲一个深度的话题就不要奢求票房，因为这是很难两全的。《夜宴》是我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一个平衡。

　　我的电影，都是立足于大众电影。过去我拍摄的喜剧、贺岁片都是3000万、4000万的票房，接着拍了一部很严肃的电影《手机》达到了5000多万票房，到了《天下无贼》则完全由港台明星来演，只有在葛优身上保留了过去的一点影子，实现了1亿2000万票房，我进一步尝试与过去截然割裂，拍摄了《夜宴》，达到了1亿3000万票房。所以我觉得，我的不断尝试是正确的，但本质上都是首先要拍大众电影。

　　编剧给予我“冯小刚”风格

　　在我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葛优的表情，我知道我想要他给观众传达什么。我认为导演自己进行剧本创作对一部电影的拍摄是有利的。假如导演拍摄的是他人创作的剧本，编剧反映在文字上的内心活动对于导演来说可能会有误读，但导演自己的创作包括演员的内心状态、台词处理等对于导演而言已经有了一种心理预置，这样能够比较准确地传达给演员。所以我制作的喜剧基本上都是由我自己编剧的，因为在我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葛优的表情，我知道我想要他给观众传达什么。

　　同时，一个导演想形成自己的风格，拿着别人的剧本可能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是一个商业片导演，其实商业片导演不应该有风格，它只是一种类型的反映。但在中国相反，中国的艺术片却是没有风格的，很多片子在观看之前如果不知道导演，那么可能就无法判断这究竟是第六代导演中谁的作品，这是中国艺术片的一个特色。

　　而我的影片如果看10分钟就可以知道这是冯小刚的电影，这就意味着我已经带上了自己的风格，编剧经验给予我的就是自己的风格。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与国际市场

　　中国的电影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产业化的时代，但进入国际的电影院线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是强势文化。中国的电影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产业化的时代，但进入国际的电影院线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是强势文化，这是我的理解。好莱坞在世界各地建立了电影院线，比如说在台湾建立了院线，导致大陆的电影到台湾后，即使观众有需求院线一般也不会放映，因为好莱坞在台湾建立院线，他们不希望台湾院线再放映本国电影，否则好莱坞将会拒绝再提供卖座的电影。久而久之，好莱坞电影在台湾的观众群就被慢慢地培养了起来。

　　当年在拍《不见不散》的时候，因为这部电影本身投资很小，所以我问美方“30万美金就卖，买不买？”结果人家说“不要。”我奇怪，“30万美元，对你们来说就是开个party的钱，为什么不要一部电影呢？”他们说，“因为我们30万美元买过来的片子和我们3000万美元买的片子所付的宣传费是一样的。一部片子如果不宣传，只放映，一天只有几千美元的收入。要想赚回30万美元，我们一部电影的宣传费最少要达到300万至400万美元，才能使这部电影在几十家、上百家的影院放映。如果这部电影卖不出去，三四百万的投入要卖到1000万美元的票房，才能分账，分回这400万美元。”人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轻易不买你的片子。至于其他国家的销售，跑了一圈欧洲，花掉几万美元的差旅费，成绩也一般。所以中国的电影怎么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呢？

　　另外，我们拍的电影对于我们国民来说算是商业电影，但对于他们来说反而不商业，因为在美国所有带字幕的影片都被认为是文艺片，而通过看字幕翻译看电影的美国观众大概只有二十分之一，这二十分之一的观众就是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看商业片的，对他们来说看文艺片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比如，贝尔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在美国就是一个小众电影，但它却能够在美国放映一年，也同样赚了钱。但美国的大部分电影观众是根本不关心这种小众电影的。所以中国的影片，我觉得要想做强，首先要把中国的国内市场做强、做大。

　　当下影评界对电影的批评很厉害，做出一部电影更多地会遭到批评、质疑甚至攻击，但是这样能够解决中国电影市场的问题吗？我想把中国的电影产业做大，不是用好莱坞的导演来占领我们的市场，而是用好莱坞的资金来投资中国的电影，这实际上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是起到推动作用的。他们把他们的技术带进来，把他们的管理经验带进来，把他们的发行模式带进来，使中国这个电影市场既有我们的创作，又有非常科学而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引导中国的电影向国际发展。这些问题只能靠影视从业人去做，仅仅靠批评是不够的。

　　冯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