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好歌，歌词的感染力举足轻重。再好的歌曲，离了歌词，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我15至20岁时在空军歼击机部队服兵役，具体工作是维修歼—6飞机上的机关炮火箭弹等武器装备。我不知道国外的军人爱不爱唱歌，反正我服兵役的年代中国军人特爱唱歌，唱的当然都是趾高气扬荡气回肠的歌曲。每逢开大会前，单位之间都会有此起彼伏的拉歌，相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诸如“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等等叫板过招儿专用术语都耳熟能详。当时甚至连西皮流水的京剧(样板戏)都能作为歌曲供数百人在一人用手打拍子指挥下齐唱。大凡遇到这样的场合，飞行员就会唱《我爱祖国的蓝天》的飞行员之歌，而我们地勤则比较尴尬，我们没有自己的歌。

　　1976年我结束服兵役回到北京。1977年，初学写作的我想在文学体裁的各个领域轮番尝试一下自己的才能，以确定自己这辈子靠写什么吃饭。轮到试歌词时，我猛然想起地勤没歌，于是在1977年7月24日写了一首名为《地勤战士之歌》的歌词。我有一个写歌词的朋友在总政军乐团当创作员，叫王晓岭，当时他创作的《三唱周总理》捧红了歌手韩芝萍且唱遍大街小巷，特火。我拿着写好的歌词骑自行车从学院路到车道沟的军乐团驻地找王晓岭，请他据此判断我能否靠写歌词丰衣足食地安度余生。骑到首都体育馆十字路口时，碰巧看见从军乐团骑自行车出去办事的王晓岭。王晓岭蹲在路边看完我的处女歌词后，很是鼓励了我一番，说歌词先放在他那儿。

　　1977年11月7日，我意外收到了《解放军歌曲》编辑部寄给我的一本名为《歌词》(第8集)的内部刊物，《地勤战士之歌》赫然刊登在上边。原来，拿到我的歌词的次日，王晓岭就将它推荐给了《解放军歌曲》编辑部。后来，在山西省军区服兵役的我父亲将儿子的歌词拿给当时在省军区宣传队任手风琴演奏员的臧云飞，请他谱曲。当时尚未在作曲界出道的臧云飞为《地勤战士之歌》谱曲后，他左看右看不满意，自己给枪毙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那首歌词水准实在不高，使臧云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不他今天怎么能谱出脍炙人口的《一二三四歌》和《当兵的人》？再后来，我不认识的一位据说是沈阳军区的作曲家吉时哲为《地勤战士之歌》谱了曲，刊登在1978年第8期《解放军歌曲》上。据我的仍在服兵役的战友来信说，他们很是满怀豪情地唱了一阵子《地勤战士之歌》。

　　《地勤战士之歌》在《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编纂的内部刊物《歌词》上发表后，1977年12月13日中午，王晓岭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宴请我以示祝贺。但打那以后，我没有再写歌词，只好去写童话了。笃信毛主席“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箴言的我在歌词领域自叹竞争不过王晓岭，无论作品还是人品。

　　王晓岭后来出任解放军战友歌舞团团长，臧云飞、于文华、刘斌等大腕儿都曾是他手下的兵。我揣测，在王晓岭手下当兵不会度日如年。王晓岭作词的歌曲《当兵的人》即使在没当兵的人中也属如雷贯耳档次。

　　歌曲是集体劳作的成果，歌词、谱曲和演唱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但当一首好歌获得成功后，收益的分配却向歌唱家和作曲家大幅度倾斜，以至于词作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因囊中羞涩鲜有能出版像样的歌词选集的。万事要究其源，再好的歌曲，离了歌词，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在1977年王晓岭推荐我写的歌词《地勤战士之歌》发表21年后的1999年1月，我依靠写作获得的实力独家资助出版了《王晓岭歌词选集》。1999年2月6日中午，我将散发油墨芳香印刷精美的《王晓岭歌词选集》送给王晓岭，并在北京莫斯科餐厅设宴向他表示祝贺。二十多年光阴似箭，我们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喜欢歌曲，有的还加入追星族，这是我们的生活日渐丰富多彩的表现。近年高考或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作文题也有和流行歌曲挂钩的趋势。一首好歌，歌词的感染力举足轻重。我至今还喜欢看歌词，每当我得到一盘新的CD时，我都会先看套封上微雕般的歌词。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觉得这是自有人类文化以来最伟大的一句歌词。

　　学生不是老师的奴隶不是分数的奴隶；孩子不是家长的奴隶；家长也不是孩子的奴隶；员工不是老板的奴隶；百姓不是贪官的奴隶；人肺不是汽车尾气的奴隶；消费者不是奸商的奴隶；企业不是政府管理机构的奴隶；人不是金钱的奴隶不是文凭的奴隶不是名牌的奴隶不是私人轿车的奴隶不是住宅的奴隶不是配偶的奴隶……

　　还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从这个角度说，歌词的震撼力及其威力不亚于原子弹。但这种原子弹不是物理学家制造的，而是歌词作家制造的。这就是歌词的魅力。  

    郑渊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