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报并未明确反对与张学良的联合，所以，西北大联合计划仍在积极进行之中。同时，张学良与已经进入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配合，开始共同为实现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展开军事行动。但就在此最关键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重要变化。共产国际于8月15日又发来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直接批评中共中央支持国内军阀的反蒋行动，强调不能信任张学良。特别说明：“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指瓦窑堡会议决议)，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电报主张：“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

　　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永久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受苏联操纵的。所以可以说，在很多问题上，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张学良的满腔热情被苏联和共产国际泼了一盆冷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使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关系，特别是西北大联合的设想，陷于流产。

　　西安事变苏联大骂张学良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有一个思维定势，即苏联会支持自己的兵谏行为，而且张学良判断苏联一定会对他的行动大加赞赏。这种判断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他对苏联政治观点、国际处境、与中共的关系、与日本关系的分析和估计。他认为，苏联是主张抗日的，抗日是苏联的国策，西安事变的核心主张是抗日，这和苏联的观点是一致的，与苏联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相一致；苏联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的领导和后盾，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同志加兄弟，扣住了追杀他“兄弟”的元凶，苏联没有理由不赞同。张学良以此判断，苏联对他发动的以抗日、联共为主要目的的西安事变，一定是站在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上。

　　然而，事实正好与张学良的判断大相径庭。苏联在西安事变之初就明确表态，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12月14日，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社论和评论，将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说成是对革命的“叛变”；是盗用抗日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投机”；抨击张学良是受亲日派汪精卫挑动，才起来“反对中央政府”；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际上是制造国家分裂，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张学良军队起义的目的，毫无疑问在于中国亲日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利用事件以便轻易地使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出这样的社论，连当时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都觉得过火了。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也发表文章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 ”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第一条就是:“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

　　12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就西安事变向南京政府正式声明:其一，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其二，苏联政府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莫斯科的种种声音传到西安，无疑是给被包围在谴责声中、给只剩下苏联这一线希望的张学良当头一棒。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联共抗日，捉蒋一举可尽释中东路事件之前嫌，取得苏联的谅解，以遂多年联苏之夙愿。怎么也没有想到苏联会这样对待他，骂他是汉奸，和汪精卫并列，是分裂祖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帮日本灭亡中国，这是张学良万万不能理解的。

　　面对种种斥责和谩骂，张学良伤心、气恼、不解。他问中共中央派到西安的联络员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 ”以后连续几天，苏联的广播仍然是这个论调，持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电台正在广播，张学良对刘鼎说：“你听见了么？ ”表情十分愤懑。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产生了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有关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待我。 ”

　　张学良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发动西安事变，拥蒋抗日，在战略和政策上均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一致，但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支持和同情张学良，无论是公开还是内部，无论当时还是以后。

　　对此，很多人包括张学良本人都十分不理解。但有些人却看得很明白，苏联对张学良的仇视是非理性的，对张学良的态度还是“从过去的回忆和感情出发”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东路事件。

　　程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