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1828~1897)字兰瀛，江苏苏州人，思想家，第一份中国人独立掌管的报纸《循环日报》创办人。

　　青年孙中山忐忑不安地站在王韬身边，注视着这位他仰慕已久的报人。当得知，王韬愿意为他转交近万字的变法动议《上李鸿章书》，并将亲自为其润色后，他终于长吐了一口气。

　　刚刚弃医从政，还略显青涩的王韬第一次在报上提出“变法”这一概念时，十多岁的康有为还在广东南海老家读书，梁启超才刚刚出生，距离后来那场轰轰烈烈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还有20多年的时光。

　　在那个年代，这个江苏人作为公认的“洋务人才”、著名的变法者和政论家，早已名扬海内外。

　　他与传教士一起翻译科学书籍十余年，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上开创了数个第一：《西国天学源流》，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光学图说》，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科普读物。

　　他还是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演讲的主题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据记载，“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他的手书成为西方人的收藏珍品，吟诵中华古诗文时，英国人为其击节作和，称他的吟诵就像“金石和声、风云变色”。

　　在英国游历两年多后，1870年，这个洋人眼中的“华夏第一学者”回到香港，但他并未埋进书堆做学问，而是与友人集资买下一套英国印刷设备，创办了第一张完全由中国人独立编辑出版的大型中文报纸《循环日报》。

　　当时，知识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报人仅为一种营生而已——若不是落魄到不得已的田地，清高的文人墨客无人愿意以此谋生。而且，早期的中文报纸全部由西方投资，大多内容简单，新闻匮乏，真正能针砭时弊的文章少之又少。

　　在《循环日报》担任总主笔的十余年间，在租住的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里，王韬写下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借助报纸这一载体，开创了中国报人“文人论政”的传统。

　　他撰文介绍英国的火车，电报局，洒水车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来水、煤气等公用设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时文八股，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成为他的鞭笞对象。他挖苦中国儒生无病呻吟的文章不过是“犬吠驴鸣，何足言文”，并嘲笑科举考试不过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

　　在主笔的后期，他开始强烈地批判中国的政治体制。他甚至把中国的官场称为“最肮脏的地方”，是一个“孔方兄为之斡旋、阿堵物为之居间”的“利世界”。

　　他描述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开会场景，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称其“君民共主”，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中国统治者向西方统治者学习，放下身段。

　　在王韬与同人的努力下，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国内外“凡有华人驻足处”，均设有该报代销处。报纸从时人眼中的谈资、消遣品，“变身”为通报信息、报道时事、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王韬也被时人称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中国第一报人”。

　　但这个报人年近50，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生子以延后嗣，他却慨然回答：“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1867年，在欧洲漫游的王韬，在伦敦郊区见到了首届世博会的展馆。他在报上留下了中国人对世博会不可多得的记载：“台观亭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必备……”

　　这仿佛是命运的暗合。在世博会即将在上海举行之际，人们又记起了王韬和他的这段文字。如今，我们能够时不时地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名字，但他对新闻和报纸的理解，在今天看来，也并不太过时。

　　在谈到现代报馆的职能时，这个报人说道：“直陈时事，无所忌讳，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而已。”

　　记者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