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腊八，每年从腊月初八开始，“年味儿”便会最先从热乎乎、香喷喷的“腊八粥”里飘出来——

　　国人在腊八节喝腊八粥的习俗，古已有之。在腊八粥的熬制的过程中，那种兼收并蓄的包容性，那种从容自若的涵养性，那种既有吸收一切、接纳一切的气度，也有消化一切、融解一切的能量，很能体现出一点儿中华文化的精神，所以，只要有中国人，到了农历的十二月初八，就一定会有腊八粥可喝。

　　进了腊月，第一个节日，就是腊八节，以及与之同来的腊八粥、腊八蒜……腊八后，年节的气氛便愈来愈浓了。

　　据说，腊八的起源，与佛教有关，所以，北京雍和宫每年的这一天，要熬好几大锅腊八粥，施舍给信众。因此，为了讨得吉利，喝上热腾腾的香喷喷的头锅粥，那些虔诚的信众，必须早早地赶到雍和宫门外排队等候。

　　清代的袁枚在《随园食谱》里，对粥作过一个权威的论定：“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尹文端公曰：‘宁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顿而味变汤干故也。”这也是北京人天不亮摸黑到雍和宫去排队的原因。其实，食粥一事，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及。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最为透彻。“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

　　而腊八这天熬出来的粥，尤其难得者，除了袁枚所说的米和水之外，还有各式各样，配伍不同的果品，因此，其米温润，其果甘甜，其香浓郁，其味悠长，成为粥中之极品。中国有腊八粥一说，由来已久。有人考证，此民俗，始自唐，也有一说，始自汉。但从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都下自十二月以来，八日，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以及宋·吴自牧《梦粱录》所记：“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从宋代起，每年冬季，进入腊月，喝一碗由各种果品加上好米煮成的粥，便是年节进入倒计时的起始之日。上至宫廷寺院，下至百姓人家，从首善之区，到广大农村，都兴致勃勃地从事这项不用号召，也无须组织的自发性群众活动。第一，熬腊八粥，投入不算太大，破费不多，操作不算太难，一学就会；第二，喝腊八粥，滋润果腹，暖心热身，在寒冷的腊月天里，手捧滚烫的腊八粥，可谓精神加物质的双享受。

　　也许因为其实用价值，到了明、清两代，腊八粥则更成为城乡市井的重要食事。于是，在普通人的印象里，腊八粥与佛教的渊源渐渐地淡化。因为到了冬季，大地封冻，无法耕作，闲中取各种粮米，熬出一锅腊八粥，享受躬耕田亩的劳动果实，成为农业经济社会忙了一年的自我犒劳，岂不美哉？明·刘若愚《酌中志》所记载的，应该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腊月景象：“十二月初一日起，便家家买猪腌肉。吃灌肠、吃油渣卤煮猪头、烩羊头、爆炒羊肚等物。初八日，吃‘腊八粥’。先期数日将红枣槌破泡汤。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圣前，户牖园树、井灶之上，各分布之。举家皆吃，或亦互相馈送，夸精美也。”看来，寻常人家的腊八粥，与月饼，与粽子，与元宵，已是应时必备的家常食品了。

　　到了清朝，此习更甚。据清·徐珂《清稗类钞》所记：“十二月初八日，为一大节，俗所谓腊八是也。宫廷极重此节，雍和宫熬腊八粥，则派大臣监视。而大员且有拜腊八粥之赐者，又必须以清晨觐见，碰响头谢恩。”即使来自关外的游牧民族，也十分看重这个节日，可见腊八粥之盛行不衰，广泛流传，成为中国人在过大年前的一次少不了的热身活动。

　　李国文